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邦契-布鲁也维奇《忆列宁》
弗·伊·列宁的三次遇刺[1]
1918年1月1日列宁遇刺
在这里我想叙述一下列宁一生中惨遭谋害的事情,这些事情关系到列宁生命攸关的时刻,尚很少为人所知。
这一天我不在彼得格勒,因列宁再三恳求,我去近邻芬兰一个时期,所以疲惫不堪。休息不好,因此返回彼得格勒拖延了。元月1(14)日午夜十二时左右我才回到自己家里,刚一到家,斯莫尔尼官第七十五号办公室便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立即去一趟,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原来,这一天,列宁出席一个群众大会[2],在回来的路上遭到枪击,子弹打穿汽车好几个地方,打伤了随列宁同行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人普拉廷[3]的一只手(一个手指)。普拉廷当时机械地按了一下列宁的头,结果子弹擦过普拉廷当时按放在列宁头部的那只手的一个手指。很清楚,列宁险些丧生。
我立刻进行了调查,盼望查清和摸索到一点初步情况。当天夜里,发现了隐隐约约、模糊不清的苗头:彼得格勒成立了一个寻机杀害列宁的军官战斗组织。可是此后几天,不论我们怎样努力,结果是什么都未能查清。
次日清晨,列宁见到我分外愉快。我对他说,我们就谋害他一事已进行调查,他瞪大那双明察秋毫的眼睛说:
“干什么要这样呢?难道没有别的事情吗?这完全没有必要。革命时期残存心怀不满的人开枪射击,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这一切都是正常现象嘛……您说,有一个组织,那么这又有什么奇怪呢?当然会有的。是个战斗组织吗?是个军官组织吗?完全可能,”随后他竭力把谈话转到别的话题上。
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这次暗杀行动不单单是指向列宁本人,而是指向人民选出来的政府首脑,因此,我们没有权利忽视这一情况。
我请求他向我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整个经过。可是他表示他没有时间,而且他本人一无所知,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一刹那间,假若我急切要知道,那么整个情况最好去问问其他人——他的随行人员。
在调查材料的万花筒中未发现任何可以提供揭穿这一极端重要案件的线索,但是,正如常有的现象,一件意外的情况却帮了大忙。
在这些日子里,有一天,我从赫尔松大街沙滩五号楼我的住所里出来准备乘汽车去斯莫尔尼宫,一下子被居住在附近的五十来个男女工人给拦住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对我本人是很熟识的。他们对某些法令感兴趣,因此想听听我的说明。我当然就停留下来向他们讲述了他们感兴趣的各种事情,可是忽然间,与其说我看见了,倒不如说我觉察到有一副锐利的目光直视着我。这是一个威武英俊的士兵,身穿灰色军大衣,两只黑眼睛凝视着我。我继续回答男女工人们的问话,当满足了他们全部愿望之后,与他们握手告辞,说我有事得赶紧走啦。
“您到底什么时候来我们这里参加群众大会啊?全厂都在等候您光临!……”一位熟悉的烟厂女工莎普莎拉朝我说道。“尽早来吧!委员会曾派我到您那里去过……”
我边走边约定某某天去,随后便一步跨上了汽车。
“叔叔,带我们坐车吧!”一群小孩纠缠着我。
“喂!”一个士兵突然朝我说道。“在什么地方我可以见您并谈一谈?……”
“什么事?”
“我曾经想打死您,”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道,直盯着我的眼睛。“方才我本来应该开枪,可是工人们与您亲切交谈,于是我便产生了怀疑……”
“这太有意思啦!”我回答他说。“老弟,您干什么想纠缠我呢?……您想谈一谈,那就请上车一块走吧。”
“不,我最好自己去。”
“那样您就不会来的!”
“会来的!”他固执地说道,他的两眼再次射出光芒。
“不过,他们不会让我进去的……”
“您说出我的姓名,肯定会让进去。您知道我叫什么名吗?”
“我们知道。”
“那好,您就来吧。”
“一定来。”
随后,我把车门砰地一声关上。我们开车走了。
“真是一件怪事啊?”我暗自思忖,立刻想起在家里我们的保姆对我讲过这一时期常有一个士兵来找我的事;当保姆告诉他说我不在家,在工作岗位时,他悍然回答她说:
“您全是说谎,您把他藏起来了。”
“你说些什么啊,小伙子!——我对他说,”保姆向我叙述道,“谁能藏住他,他连家都不回,一直呆在外头。”
接着他便问起什么人常到我家来,他对工人和农民常来感到异常惊讶……
“这怎么不一样呢,”他犹犹豫豫地说出声来,然后便离去,以后再也没有来。
对保姆的这番叙述,我的确一点都未留意,因为常到我家的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太多了。
“这里面一定有跷蹊,”车到达斯莫尔尼官时,我暗自思量,“也许只不过是个从前线归来的精神病患者,”当时这样的人是很多的。
我对七十五号办公室的一个同事讲了我遇见的这桩怪事之后,便着手处理日常事务。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有人告诉我说,有个士兵求见而且他愿等待接待时间,因为他有机密事务必要见我。
我吩咐叫进来。
莫非是他?”我脑子里闪了一下。
我一看——他进来了。
是的,正是他。
他稳步地走到桌旁。
“怎么样,我说来就来了吧,”他说道,“这是给您的手枪,我本来应该用它打死您,”接着他便把那干式手枪放到桌上。
“您是什么人?”一位工人同事问他。
“我是个前线士兵……不久前刚从前线归来。我姓斯皮里多诺夫…
“请坐吧,”我对他说。“你想跟我唠唠,请吧,我现在有时间。
他坐好后,好像表示认罪地说道:
“要知道当时再有一分钟我就会把您打死啦……一件错事……就是那些女工……就是她们打扰了我。她们与您谈话真是亲切异常……我就在琢磨——这不是那个人。那个人——是敌人,可您算什么敌人啊?我看——是自己的弟兄,”他微微一笑。
我立刻用提示性的问题极力把他的思路引到我最关切的事情上来。我想知道,他是和什么人有联系呢还是孤立活动。
“等一会,我会全讲的……别着急……”他回答说。
围拢在我们周围的是些工人、我们委员会的委员,他们对这个来访者产生了兴趣。
“我的妈呀!”斯皮里多诺夫突然欠起身子说道。“这里也全是工人哪,全都是我们的弟兄,可是他们却说,是德国人,是老爷……全都是骗我们……”
斯皮里多诺夫恍然大悟。他谈起了他在前方的情况。在前方,他们的部队全都分道扬镳了,而他却随几个同事,其中有军官,决定要杀害列宁,便前来彼得格勒;就这样彼得格勒便存在一个军官组织。委员们警惕起来。我把最重要的情况做了简要记录。他指出彼烈库普胡同里的一个地址,该组织的部分成员常在那里聚会,他本人也曾去过。这个地方是一个女人的住所,但是其他人在什么地方,他并不知道。
很清楚,他掌握着暗杀行动的线索。
可是对他该怎么处理呢?逮捕起来?那样事情会搞糟的。放了吧——他会对自己的供词后悔,从而会警告所有的人。
我走出屋外,悄悄地叫来两个工人委员并告诉他俩,让他俩再转告其他人:对斯皮里多诺夫要加以极大关注,陪同他一起吃饭,带他到我们的人中间去,给他讲讲革命的道理。领他到处走走,到工人中间参加会议,但一时一刻都不要让他离开我们的视野。他们都照办了。
当天晚上,我们在彼烈库普胡同里的这家住宅进行逮捕:在那里设了埋伏,来人纷纷落网,不时地被送往斯莫尔尼。在这里对他们立即进行审讯,案情愈来愈揭开。
两天后,我们好容易搜寻到那些接近阴谋中心的人物,终于逮捕了三名军官,他们是谋杀列宁的直接参与者。但是,情况表明,他们只不过是某些更强有力人物手中的工具而已。
我向列宁汇报了案件进展情况,然而险遭这些青年人杀害的他,却成了调查工作中的最严重的障碍。他向我提出了各种各样问题,时而怀疑材料的可靠性,时而要求对看来已完全清楚的材料重新核实。
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他们竟敢对十月革命的领袖、对一个如此深刻体察并善于表达人民真正疾苦和无产阶级奋斗目的和志向的人下毒手呢?
目前,根据出现的局势,我们掌握了一个确凿的证据一这场险些造成惨案的谋害事件的最积极参加者之一所写的手稿[4],我们终于能够把第一次谋杀列宁的组织情况调查得相当详尽可靠。
这次暗杀阴谋是在前线产生的,当时我国单方宣布结束这场帝国主义大战,前线已彻底崩溃,军队放任自流,各奔东西。
彼得格勒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初期的革命秩序被酗酒行为破坏了。遭到第一次致命打击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开始恢复元气。自由党人、十月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与人数众多的旧制度和克伦斯基主义的追随者开始串通一起,积蓄力量准备反扑。对这些人来说,只要能够推翻布尔什维克,什么手段都是好的,什么办法都是可行的,什么货色都是可以接受的。在7月3日的事件中,他们曾打算从肉体上消灭布尔什维克,在大街上枪杀布尔什维克,封闭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捣毁布尔什维克的印刷厂、编辑部、委员会和机构,对布尔什维克运动的领导人大肆进行极其恶毒无耻的诽谤,逮捕这些领导人并把他们投进监狱;现在,当胜利的十月革命掐住了整个旧资产阶级世界的脖子并把千百年来剥削亿万劳动人民的阶级打翻在地的时候,他们这些旧势力的残渣余孽也像7月3日事件中所干的那样,预感自己末日的到来,在收罗他们全部兵马,以便把无产阶级专政置于死地。
从四面八方拥向彼得格勒这座十月革命中心地的,既有朋友,也有社会主义新制度的死敌。反革命组织遍地横生。但是这些组织软弱无力。他们无法指靠群众,这一点他们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只好采用革命组织一向认为无力的旧的阴谋斗争方式,也就选择了相应的无力的武器——一个人恐怖。
但是,因为不是口头上谈谈恐怖活动,而是要从事恐怖活动,所以这些不仅习惯于指挥和控制,而且习惯于假他人之手干事的先生们,就必须寻找到能够俯首贴耳、死心塌地为实现疯狂的、远未彻底击溃的反革命势力阴谋而进行“恐怖活动的炮灰”。
不言而喻,这些陷入绝望、反复无常的年轻人绝不是孤零零的,也象那些纪律涣散、从瓦解了的前线来到红色首都的人一样,仿佛要在这里表现自己是祖国的“拯救者”,决意要用那干式手枪或勃朗宁式手枪来干预我国的历史命运。他们来到彼得格勒是各行其事,毫无组织。前线的结识、前线的生活、前线的交情、前线的勤务、军人职业上的心理是联结他们的唯一因素。新制度不仅破坏了一切特权,而且破坏了千百年根深蒂固的偏见;对新制度的阶级仇恨、由于政治上一窍不通和对革命现状和个人与社会种种希望和期待显然破灭普遍不了解所激发起来的阶级愤恨和悲观失望情绪,促使了这些身份复杂的人纠合和拼凑在一起,他们是一批非常适合于宣传和组织各种反革命和白卫军匪帮的人。他们这些聚集在彼得格勒的、惶惶不安、性情急躁的前线英雄好汉们,不理解布尔什维克为在我们这个经济上遭到破坏的国家里进行社会革命的号召,妄想叫俄国士兵继续为本国和国际资产阶级利益流血,建立了一个什么类似带有一处单独的秘密住宅的宿舍,房东是卡皮坦,他那时早已是个反革命了。其余的人,所有的士官生、士兵、少尉,所有这些日尼亚们、马克斯们、斯皮里多诺夫们,谢马们——他们这些人全都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炮灰”,连一点考验锻炼都未经过,更谈不上原则立场了,因为他们是些庸庸碌碌的随波逐流的空想家。他们充满“萨文柯夫精神”[5],特别是前线的浪漫主义和冒险精神,夹杂着习惯豁出自己命来的青年人和职业军人所固有的那种不满和苦闷情绪。这些“祖国拯救者”的觉悟是那样模糊不清,甚至那些对十月革命的阶级敌视和阶级仇恨不露骨的地方都能理解得了十月和后来一个时期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都能理解得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时代里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阶级变动,可是他们则怎么也理解不了。他们看不到他们个人生活中的任何意义,因此,他们盲目地、沮丧地、充满绝望地走向任何冒险行动。
红色首都给他们以巨大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激起了他们另一种情绪:工人集会、士兵会议、令人神往而又富有魔力的整个革命现实使他们吸收了完全另一些因素、另外一些情绪。
这些无党派恐怖主义者不再指望自己的坚强精神和自制能力,因为现实的种种情况已使他们对自己志向的稳定性产生动摇,他们在这里像溺水者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凭着某种下意识的感觉,抓住了一个志同道合者——斯皮里多诺夫这个似乎根本不被任何怀疑所诱惑、不考虑任何后果而一味蛮干硬闯的出身于普通百姓的士兵。他被前线、战壕和打仗给迷住了,硬要来增援那些把杀害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看作是拯救俄国……摆脱革命缺陷的人!因此这里面就存在着内心矛盾。这种矛盾在红色首都复杂现实的种种情况下必定要受到震动和改变,从而辩证地走向它的反面:一个偶然的机会挽救了这位“唯一拯救者”。他与反革命断绝了往来,同本阶级的队伍打成一片,正在追随无产阶级革命并成为它的一名非常热情的战士和捍卫者。
疑惑苦人,烦恼到极点,在妖邪般的泰然平静的,迷人的团结一致和准备牺牲的决心的幌子下,一股股至今完全莫名其妙的、能吞噬一切的火焰一样的新激情在炽烈燃烧。于是,疑惑再度被意志上的努力所驱散、冲垮、践踏,但是,在寒冰已渐消融、蛀蚀的分解像贪食的蛆一样继续它那不显眼的活动,在蛀蚀从前生活条件和从前不容反驳、好似绝对强行决定的一切根基的地方,这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国家的大人物们” 究竟是怎样考虑的呢?”一个反革命恐怖分子自问道。结果,这个“大人物”来了,显然是应卡皮坦之邀而来,看来,卡皮坦开始觉察到他的反革命组织的士兵中间的某些不稳定情绪了。
“来了一个老牌社会革命党人,”作者写道,“他坐在大厅中间钢琴旁边的一张圈椅上。他身材高大、肥胖、气短,大脸盘,嗓音略微嘶哑。他身穿紧腰皮大衣,一顶皮帽子拿在手里。他机灵地、有点怀疑而且面带不安的神色扫视两旁。他仿佛是一个在忐忑不安、忧心忡忡的环境中久度时日的人。另一方面,他又彬彬有礼、殷勤客气。他那异常殷勤的态度把他那副窘相装扮成不安的神色,他的来访引起了主人们的不安。不过,他同时知道自己的身价,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他的德行的高尚、他的革命功劳的无可争辩性和立宪会议委员的崇高称号暂时受到一点压抑。”
[6]
“怎能不发生‘澡塘更衣室’里耸人听闻的事件呢”——这些来自前线的恐怖分子称自己的秘密住宅是“澡塘更衣室”:他们用的术语也很恰当,这与革命的用语毫无共同之处。他的到来,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是个“神圣的”人物,是为这些新信徒参加社会革命党人这个秘密团体举行仪式的,这些社会革命党人是在真正民主、广泛的人民革命高潮时刻钻进地下的。于是,这些没有军队的统帅便不择手段、不分场合、不加选择地拼凑班底,招兵买马,不讲任何原则,更谈不上坚定的原则性了。哪里还有什么“原则”——根本顾不得这些了,当时,社会革命党这条破船已被真正的社会革命的九级风暴刮得上下左右颠簸,摇摇欲沉。那些早已放弃或丧失自己从前“信仰”的人,哪里还有工夫来议论这些;这就得看风使舵,只要这股风能吹起反布尔什维克的船帆,只要具备那干式手枪或炸弹,不管他是什么人,哪怕是不熟悉的人,只要能把炸弹投到斯莫尔尼官方向或能枪击苏维埃政府某个活动家就行。而对“一伙游击匪帮”来说,正如该组织一个参加者自称的那样,他们的组织当然十分乐意而且甚至有必要使其团体形式固定下来,因为这自然会随之产生一定的好处。
“弟兄们全都到齐,我们在他身旁形成了一批毕恭毕敬的听众。他的出现很新奇而且意味深长:人们是否愿意给予我们这个产生于前线并满怀预谋打击布尔什维克和枪杀共产党人的强烈愿望的自发战斗队以某种政治承认呢?如果从这个方面看问题,这个老社会革命党人出现在我们中间当然是一个重要事件。通过他,我们好像高出一头。没有他,我们只不过是一群妄图以勇猛袭击伤害敌人并‘自筹粮秣’生存的游击匪帮,通过他,我们仿佛是一支备有军粮和军饷的正规作战部队,甚至还授予我们以某种类似军阶的称号”。
[7]
这的确是一锅大杂烩!瞧这个动人的场面吧:这个社会革命党人需要新的恐怖行动的“炮灰”,所以他本人,毫无疑问,奉某人之命,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安宁生活,跑遍彼得格勒的各个角落,极力搜罗自己“党”的“积极分子”,把他们组织起来,哪怕这个积极分子队伍是由一批完全陌生的来自前线的冒险分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同一些如此受人尊敬的“经受党性锻炼”的人物组成也好。
卡皮坦这个货真价实的黑帮分子和旧制度的卫士,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和想方设法策划暗杀列宁,已筋疲力竭。
在斯莫尔尼官为这个“游击匪帮”头目效力的是捷赫诺洛格,卡皮坦有时对他寄予殷切的期望,有时骂他动作迟缓。
一天,捷赫诺洛格突然来到了这个“澡塘更衣室”,于是,这群被社会革命党人施行过涂油式的“游击匪帮”便得知就在今日——元月一日,
“欢送红军战士上前线。欢送会在契尼泽里马戏院
[8]举行。列宁答应参加欢送会。人们于八时前迎候”。
[9]
他们听了捷赫诺洛格的报告和卡皮坦的具体指示后,个个跃跃欲试。“在这所‘浴池更衣室’般的营房里,”这个谋杀活动的参加者写道,“他们有的披着灰大衣,有的业已穿好,或坐着,或来回走动,准备武器,喝着白兰地”。[10]
在这群“游击匪帮”急急忙忙地穿衣去“上阵”时,那个老牌社会革命党徒一直亲自督阵。
卡皮坦和捷赫诺洛格首先离开。
“齐步走!”马克斯脱口说出。“卡皮托内奇,咱们最后再喝一杯吧”。
[11]
接着全体出动。到哪儿去?为什么?去干什么:是冲出战壕出击吗?是侦察吗?不是的!一个谋杀活动开始了。这批得到社会革命党徒赞同的兵痞武棍们第一个要对无产阶级专政下毒手了,这只毒手必须斩断……
到了马戏院。人山人海。人声嘈杂不休,大家都在等候。阴谋家们集合在马戏院后面约定的地点。
“卡皮坦讲述应该如何行动。
‘他离开群众大会会场时,我们再干掉他。尽量用手枪,以免打伤老百姓。如果不成——就投掷炸弹。大家别做什么。由两个人干,其他人和我,要支援或营救。不到时候不准离开。别被活捉去。’”
于是各就各位。向马戏院接近。
“这时,一辆小汽车转过马路弯,隐没在道路的坑洼中,直朝马戏院急驶而来。
‘车来啦!
人群急忙闪到一旁,互相碰撞,挤成一片。
‘同志们,别挤!
小汽车停下来了,人群被拦阻。
‘往后闪开!
一个赤卫队员推着我的前胸,人群挤压我后背。
从车上走下三个人,沿着让开的一条通道走进马戏院。
我一下子冲了过去并突破了封锁线。人群密集,被阻拦在入口处附近。
但是我已进到马戏院内了。
一个赤卫队员,身材矮小、结实,身穿皮夹克,腰带上挂着子弹盒,背着枪,枪身显得过长,一把扯住了我的半身皮大衣。
‘同志,不准进。”
我从他手中挣脱出大衣襟,喊道:
‘我是政治委员’。
我的表情和语气说明他阻拦我是犯了个大错,完全不值得跟他一谈,——那个赤卫队员便让开了一条路。
我向前跑步过去。
这座陌生的大马戏院内部灯光微弱。看不清楚圆屋顶,棚灯寥寥几盏,昏暗模糊。
马戏院里空荡荡的。中间是用红色的东西装饰的讲台,讲台前儿名赤卫队员一字排开站着。
人群蜂拥而进。马戏院里挤得水泄不通,众人呼喊着欢迎那个乘车来的人。
讲台上,陌生的人群里站着一个人。
‘是他!”
难道我就不能一下子认出他吗?健壮的身体。身穿城里人穿的大衣。两只手放在衣袋里。头戴皮帽子。
他站在那里,人们向他欢呼‘乌啦”,而他则不能参与这种欢呼。
他庄重而又大方地站在那里。
他笑容可掬,耐心地等待。
这个时刻,一股特殊的情感取代了习惯的感情”。
[12]
周围的一切也很奇特。周围的人们热情激昂,他们的心仿佛用电流接通,汇成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昂兴奋的情感,象一股奔腾不泻的急流从一个心中涌向另一个心中。
“横排列队的人们一再高呼,不愿意停下来,象念经文似地拉着长音,高呼‘乌啦’,一股异常兴奋的情绪笼罩在人们和那个要人的头上,笼罩在这个陌生而又半明半暗的马戏院里。我听见我也在高呼。我不是把嘴大大张开以便让别人看见我也在高呼,我是没有坏意地从内心里高呼,因为一直在高呼,因为我不能不高呼,因为我忘记了一切,因为从内心里迸发出一种难以抑制的、自发的、使理智错乱、冲击心灵的东西,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感染着你、牵引着你,好像再没有任何东西了,只有令你心旷神怡、眼界开阔和无限喜悦的感觉”。
[13]
但是他必须靠近一点看看那个人,望一下那个人的面孔,瞧上一眼,一切要在这里解决好:因为只有那样做他才能“搞清全部情况”。于是他与人们挣挤,摆脱人群的阻碍,拚命地往前靠,离讲台愈来愈近,他终于达到了目的:一切就要解决了。
“在靠我非常近的地方,我看见了一副慈祥而纯朴、向我微笑的面孔和一双温柔含情的眼睛……”
[14]
毫无疑问,正是在这里,也正是在这个时刻,一切得到了解决。
这时,一切都肃静下来了。
“接着,那个穿大衣的人便开始讲话。
他当时所说的话,现在我连一句都不记得了。那时他说的每句话我都印在心里……”
[15]
当时在外面,那些未进入马戏院里的这批“游击匪帮”,正按照卡皮坦的指挥占据了哨位,准备进行预谋的罪恶勾当。
他这时也来到了外面,在马戏院外面。他要打死那个使他的同伙遭到亡命的人。这是一种对同伙的“义务”感,一个军官的蛮勇举动,他以自己比别人高超而自豪,——因为卡皮坦把如此关系重大的任务不是交给别人,而恰恰是交给了他,交给他来“承担”。在前线,任何危险的事情他都毫不在乎,在彼得格勒他承担的这件事情岂有不完成的道理呢。
不能不完成!然而内心里却深深地进行着活动,那付“向我微笑的面孔和一双温柔含情的眼睛”一直浮现出来…
内心里,新与旧在搏斗,然而在这个惊心动魄的非常时刻,这个“承担”了任务的人尚不了解,尚未觉察出他已和赤卫队员们一起陶醉在这热情洋溢的狂喜和欢呼的气氛中了。
他还在挣扎、搏斗,做最后的拚命,命令他人和自己,可是那种似乎服服贴贴、毫不掺假、务必照办和绝对执行的一套做法正在他自己内心里破灭……
“用手枪可能打不中,可是在大门口投掷炸弹又不妥当,会白白炸死许多人。我们在莫伊卡河桥上堵截住那个人把他干掉。由我自己来完成。不过须要拦截住小汽车,把它看住别让它跑掉。因此,我们应该在各处,在沿途各拐弯的地方设岗,让第一个人好好监视住,给第二个人发信号,第二个人给第三个人发信号,以免我们在桥上一时疏忽,错过时机。马克斯、卡皮坦和谢马随我,其他人我们派去搞监视。行不行?大家都同意了。卡皮坦也完全同意。”
[16]
看,何等的变化啊!他本人已经是指挥官了,并且在指挥卡皮坦。他就这样一下子改变了行动计划,完全忘记了“渡河时,在河心是不能换马的”。他突然又产生了一个想法:把整个队伍其中包括卡皮坦(他知道怎么办)分布在各处,一步步转移到桥头方向,然后把他隐蔽在暗处,让其余的人在喧哗的人群里发信号:打口哨、呜呜叫——随便闹出什么声来都行,只是“别误了监视”。谁都没表示异议,相反,大家一下子都同意了。于是立即行动起来,各就各位:
“卡皮托内奇在小汽车旁……莫利亚克在第一个拐弯处……捷赫诺洛格——等小汽车从拐弯的地方一露头……卡皮坦和谢马守在桥头,我和马克斯到桥上”。
[17]
这就是得到了社会革命党赞同的第一次谋杀列宁的全部参加者。
当时在这一片慌乱中,在上千名赤卫队员和工人的众目睽睽下,突然改变行动计划,相信那个在小汽车旁像在火药库旁一样站岗放哨的人会不顾众人的前拥后挤、左推右撞,这种现象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是常见的事,正象刚才这里发生的情景,——而毫不动摇地放哨并发出信号,未免太天真幼稚了。
时光在过去,决定性的时刻不可避免地临近了。
“雾气、黑夜、时光——无限之久。
但是,广场上怎么掠过一道光束?这就是那辆小汽车。尽管没给信号灯,我也认得出就是那辆小汽车!
小汽车向桥这边拐过来。开向这里来了!有人跟在后面跑。
小汽车到了桥边。到了桥上。车灯照在桥面。我借着车灯看见了马克斯。他挥动两只手。快动手!小汽车过来了。用炸弹,只有用炸弹。我奔向前方——小汽车缓慢地行驶着。我几乎碰到了汽车挡泥板。那个人在小汽车里。他在注视着,我在暗处看见了他的眼睛。扔炸弹吧! ····
可是为什么小汽车开走了,炸弹却握在手里?
我眼瞪瞪地看着而且知道炸弹拿在手里,知道小汽车开走了,也知道应该扔炸弹,但我感到太可怕啦,我没有这样干,也不能这样干。仿佛有人捆住了我的双手和双脚。
刹那间,仿佛整个大地、整个苍天、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一下子用铁铐铐住了我的双手,用千万把钳子钳住了我,即使我使出浑身的解数,也无法摆脱出来,无法挣开,无法从呆若木鸡状态中自拔出来……”
[18]
那个眼睛充满“温柔含情”的人在这个惊心动魄、突如其来的场合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无产阶级的红色首都以其种种无形的力量钳住了那个“承担”从事丧心病狂、骇人听闻罪行的人的双手。
“全完蛋了!
这时卡皮坦才恍然大悟,他吃了败仗。他手下的士兵‘软化了’——这一点,他不能不相信了,于是他开了孤独的一枪。
突然一声枪响。是卡皮坦放的。卡皮坦发出了信号!卡皮坦是不会放过的。
骤然间,黑夜、雾气、开走了的小汽车……充满了我所制造的恐怖气氛。
接着,卡皮坦又开了一枪,我昕见子弹打到车身的声响。卡皮坦在射击。
我这是怎么搞的,竟然没有投掷炸弹!我掏出那干式手枪,边跟在汽车后面跑边射击。怎么回事?小汽车停下来啦!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应该赶上去扔炸弹!我跑着。然而不是那么回事,小汽车没有停下。这不过是机灵的司机把小汽车开进胡同里而已……”
[19]
这场戏就这样结束了,险些付出了列宁的生命。
侦讯迅速弄清了这个反革命组织的作用,它本身倒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它没有任何基础。
按照道理,犯有谋杀罪的全部主犯,理所当然地应立即枪决,但是在革命时期,现实和事实逻辑会产生巨大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似乎无法预测的曲折。
侦讯已经结束,突然接到普斯科夫发来的紧急报告,说德国人发起进攻。普斯科夫被占领,德国人开始向德诺一彼得格勒火车站方向推进。一切事情均搁置一旁。着手动员武装的无产阶级去击退德国人。[20]
列宁的呼吁书《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一公布,从斯莫尔尼的禁闭室里就送来了犯谋杀列宁未遂罪的人的信件,他们请求在目前用装甲汽车把他们派到前线去同大兵压境的敌人进行前卫战。
我向列宁汇报了这些信件的内容,他,一向不注意自己,一下子便做出决定:“案件要了结。予以释放。派往前线”。于是,那些昨天还在我们这里受审讯、坐班房、等待挨枪崩的人,现在却急忙参加先头突击队向德国人发起冲锋。
这里表现出列宁胸怀大度。军事革命时期的严肃的司法职能应当让位给起义的无产阶级领袖的宽宏大度的意志,让这些人投身到前线去保卫目前正处在危急中的社会主义祖国。
列宁始终是一位真正的革命战士和满腔热忱的社会主义者,有什么能比这个举动更高尚的呢?
1928年于莫斯科
列宁的第二次遇刺
(1918年8月30日在莫斯科)
记述整个被压迫世界和被奴役剥削的人类险些失去了他们的良师益友、捍卫者和领袖、不懈的战士的情况,——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可怕的……回忆这些不幸事件,不要说令人焦急不安,简直叫人心情压抑,同时,医治期间的十年隐约的障翳是十分细致的,为要无痛地触摸受压迫人类的这一致命伤口……所有那些无比庆幸同他交往过的人,我认为,不仅有权,而且有义务把他们记得的一切记述下来,把他们知道的有关他的一切情况记述下来,因为终究会有一天,人们不是年复一年,而是日复一日地研究他的生平。同时,从他口中说出的每句话、关于他的生平以及与他密切相关的活动和事件的每一见证,对于人类都是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如同太阳发出的光芒一样重要和不可缺少。
“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十四岁女儿列丽娅在屋里走廊上遇见我时向我说道。“安娜·彼得罗夫娜[21]刚刚来电话,要求送绷带去,她说要给列宁包扎伤口”。
我知道列宁去参加一个群众大会不在人民委员会大楼里,我刚离开那里才不大工夫。我下班刚刚到家小息,还未等我挂电话去问明女儿的话意,突然直线电话铃声响起,紧接着第二声、第三声……催人心慌、催人心急……
我赶紧拿起电话筒。
“快!快!出事啦……”一个人在电话里哭泣地喊道,声音都变样了。
“是受伤还是被打死啦?
“是受伤,是受伤……”
“是列宁吗?”
“是的,”列宁的常任司机吉尔同志向我喊道,“快点!快点!”
我扔下了电话筒。我茫然若失,这种情况在非常严重危急时刻我是不只一次地经历过。
我从维拉·米哈伊洛夫娜的家用救急箱里拿出碘酒、绷带和一种兴奋剂,告诉家里人说列宁受伤了,要赶快打电话——找维拉·米哈伊洛夫娜,说完我慌忙夺门而出。
脑海里象一支蜡烛燃起一个念头:他出了什么事?
跑到皇宫大街,我在想:
“千万别发生进攻克里姆林宫的事啊!乌里茨基、伊里奇……”
我顺路到了警卫队,把警卫队马尔科夫同志叫到一个单独房间,吩咐说:
“要克里姆林宫警卫队和全体赤卫队员做好战斗准备。加强警戒……各大门口、墙上、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入口处要不断值班……伊里奇受伤啦,”我又补上一句。
“什么?”这个饱经风霜的水兵喊了一句,身子晃了晃。
“他受伤了……你赶紧行动吧……快点……”
马尔科夫同志控制住自己,我刚跨出警卫队的屋,电话铃声便纷纷响起,要克里姆林官警卫队全体出动……
我跑进列宁的小小住宅,首先看到了辗转不安地屋里屋外来回进出的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她神经受到极度刺激地一再重复地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这叫人忍受到何时才能为止啊?难道他们就这样干等着下去吗?”
“您要提起精神来,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我看了她一眼对她说道,我理解她凝神的目光里所流露出的极度痛苦的心情。“首先要镇静……我们一定尽我们全力护理他……”
安娜·彼得罗夫娜也在场,她依着墙小声哭泣。我告诉她不准哭,这会扰乱人心。她用她那双富有怜悯神情的大眼睛看了看我,象个小姑娘似地、轻声喃喃地说道:
“现在,我不再哭啦……”说完又抽泣哽咽起来。
过了大约十五分钟,她才镇静下来,坚定地执行交她办的一切事情……
列宁右侧躺在靠近窗旁的一张床上,轻轻地、轻轻地呻吟着……他的脸色苍白……撕破的衫衣露出前胸和左胳膊,左肱骨上有两处伤口。他半穿着衣服,没穿西装上衣,脚穿皮鞋……亚·尼·维诺库罗夫[22]同志在列宁的另一边,背靠窗子站着,他最先来参加人民委员会会议,当他得知列宁发生不幸之后便立即赶到列宁的住处,列宁的住处离人民委员会很近,在同一层楼里。
我提议立即用碘酒擦洗伤口,防止外部感染,维诺库罗夫同志马上就照办了。
我面朝列宁的脸站着。他睁开眼睛,难受地看了看我,说道:
“痛,心脏痛……心脏痛得厉害”。
“没有碰到您的心脏……我看见了伤口,伤口只是在胳膊上……这是神经反射的疼痛……”我强装镇静地对他说。
“看见了伤口?在胳膊上?”
“是的,
“心脏呢?距心脏部位远吗?心脏不可能被碰触上吗?”
说完便闭上了眼睛,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轻轻呻吟起来,克制着,好像怕打扰他人似地。脸色更苍白了,额上现出蜡黄色。
“千万别死去……”我脑海里一闪念。
我奔向邻屋电话机旁,往家中挂电话。
原来,维拉·米哈伊洛夫娜刚进屋。别人告诉她列宁受伤了,她立刻拿了急救箱里的一些药品,就朝列宁的住宅飞奔而来。
这时我才明白需要进行急救疗法,便给莫斯科苏维埃打了电话,请值班员和在场的同志马上去请医生。他们在电话上问清了:需要立即请奥布赫、魏斯布罗德[23],再请一名外科医生。同志们没有小汽车,汽车全部开出去参加群众集会了。于是从人民委员会汽车库派出几辆汽车到莫斯科苏维埃去,三辆汽车和一些自行车队士兵被调进克里姆林宫到人民委员会大门口值勤。这时,萨多夫斯基同志打来电话。我请他到莫斯科各药房弄到氧气袋,立即送来以备万一。我们克里姆林宫里当时尚未建立医疗设施:既没有药局,也没有医院,因此什么都得派人到市里去办。接着,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打来电话,有人刚刚向他报告了列宁受伤的情况。我向他讲了所采取的措施,请求再找一位外科医生。他答复我说,他马上派人去请明茨大夫。
这时,维拉·米哈伊洛夫娜跑来了,当我和她走到列宁身旁时,我发现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他失去了知觉,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蒙上了一层暗淡的土色。
维拉·米哈伊洛夫娜告诉我说,由于剧痛,他可能出现虚脱,即心脏可能停止跳动,必须立即注射吗啡。我本想跑回去取吗啡和注射器,可是维拉·米哈伊洛夫娜却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叫我们的女儿列丽娅接电话,告诉她在她个人药室里什么地方取装有吗啡的药瓶和注射器,并命令她尽快跑步送到列宁住所里来。过了几分钟,维拉就把吗啡注入列宁的脚上,还听了听脉搏。她知道外科医生已经请来,便建议不要触动列宁,要尽可能地使他精神起来,脱掉皮鞋,尽量脱掉他身上的衣服。结果,在相互传递盛有阿莫尼亚水的一个相当好的药瓶时,把瓶子弄掉地上给打碎了。屋子里立刻充满了阿莫尼亚味,我赶紧擦拭淌到列宁床底下的阿莫尼亚水,他突然苏醒过来,说道:
“这就好啦……”他喘了一口气,接着又昏迷过去。
很明显,氯化铵使他提起了精神,吗啡稍微止住了疼痛。
这时,魏斯布罗德乘车来到了。魏斯布罗德马上脱掉上衣,准备诊视列宁。可是这工夫明茨教授进来了。他没跟任何人问安,一分钟都没耽搁,像个掌权人一样,径直从身后走到了列宁跟前,顺便瞧了一下他的脸,断断续续地说:
“吗啡…
“已注射上……”维拉·米哈伊洛夫娜回答道。
明茨已穿上医生的白大衣。他好像用两只手量了一量,在空气中用两个食指比量着列宁胳膊上的伤口距离,沉思了片刻,然后用柔软灵活的手指触摸列宁,他脸上现出纳闷的样子。屋子里鸦雀无声。偶尔只能听到明茨教授的话:
“胳膊上一颗……”
“另一颗在哪呢?
“是完整的,是完整的……”
“大动脉没有碰到……”
“另一颗却不见了……”
“另一颗在哪呢?”
突然他的脸色不知为什么阴沉下来,他本人躲闪一下,脸色苍白得可怕,用自己全部纤细灵活的手指在列宁的脖子周围触摸起来。
“就是它……”他指着脖子的右背面说道。接着一阵寂静……大夫们面面相觑,感到很为难……笼罩着可怕的、令人苦闷的、极端痛苦的沉默……大家不说也都明白,出现了一种可怕事态,可能是不治之症……过了一阵子,这一阵子仿佛很长时间,明茨第一个清醒过来。
“把胳膊放到硬纸板上……有没有硬纸板?”
我拿来了一块不太厚的硬书皮和一张意外地在人民委员会办公厅里放着的硬纸板。
明茨急忙裁成垫胳膊用的垫板,然后把受伤的那只胳膊放到上面。
“这样会轻松些……支撑着胳膊……能灵活些……疼痛会减轻…”
当他抬起这只软弱无力、看来明显折损的胳膊,列宁又轻声呻吟起来时,——只觉得所发生的情况叫人难受极了……
萨多夫斯基送来了氧气袋,我们把它放在屋角离床很近的地方。斯维尔德洛夫来到了,同志们陆续到来。人民委员会里寂静无声。大家坐在桌旁,各人坐在自己习惯坐的圈椅上,接受来自列宁的房间和市内电话的报告,人人情绪极度消沉、悲痛万分……彼此间几乎不说话。
列宁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下,准备进行包扎。
维拉·米哈伊洛夫娜进到隔壁房间。我知道她曾经有机会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见过成千上万的伤兵,不仅见过,1914年大战期间,她作为紧挨战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家战地医院的医生,曾就地在战场上进行包扎和手术过,——我知道,她会告诉我实际情况的。
“伤势无疑是十分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假若那颗穿进颌骨里的子弹碰到食道或脊椎的话,不过,看样子,还不是这种情况。最近几小时就能够确诊。但是,我确信,”她对我和同志们说道,“子弹穿过去了,稍微擦伤肺部,别的没有伤到,否则会吐血块,尽管受伤已经过了差不多三个小时,但这种现象没有出现。他会活着,”她坚定地低声对我说道。我是绝对信服她的话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她从不随便乱说,因此我完全相信,“他会活着”……我也正是这样满有把握地对同志们说了……
列宁裸露在外面的消瘦的身体、四肢无力地躺在床上, 他仰面躺着,上面覆盖着薄布单,——头部稍微偏垂,面容哀痛、死人般的苍白,额上渗出大粒汗珠——这一切是那样可怕,那样无限痛苦,令人难以控制住自己消除充满心头的不安情绪……思绪连绵起伏……此时此刻,长期的共同生活、不久前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胜利的喜悦,对未来的远大抱负一齐涌上心头……这一切都时时处处与他紧密联系在一起,与这位真正有鼓舞力量的、人民群众的天才领袖紧密联系在一起,人民群众处处无限信赖他,跟随着他,时刻准备献身效力。
世界历史正在发生转折:被压迫阶级为争取自己的统治地位正在奋起,以期通过自己的领先地位、通过斗争和政权来消灭一切阶级,进而从一个斗争和互相残杀的社会过渡到人人为统一整体的幸福而友好合作和愉快劳动的社会。
在这场艰巨的斗争中,人类需要有一个领袖,需要有这样一个人: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天才思维中能够体现出全部激情全部志向、几世纪阶级斗争的全部原理,能够以其远见卓识照亮人类战士——被压迫、被奴役人民的浩浩荡荡的这支大军为争取美好未来而不屈不挠奋斗的漫长道路。
这位领袖、人类的领袖,他被罪恶的子弹击中,正躺在这里,在我们的面前,躺在俄罗斯的心脏——饱受苦难的莫斯科;我们作为他的战友和志同道合者,有幸在他的身旁,聆听他的讲话,接触他,现在站在他的面前,他在古老的克里姆林宫里卧床不起,毫无怨言地、默默地忍受着难以估量的疼痛。
“他不能、不应该死……”我心里想道,“需要他啊,人类需要他啊,他要活下去……”
尽管大家明白他的疼痛是多么严重厉害,但他却平静安祥地躺着,嘴里没哼出一点声音。只是偶尔睁开眼睛,他那明亮晶莹的目光,现在无精神地瞧视着我们,好像对我们说,他遭受的折磨是多么难以忍受啊。
呼吸愈来愈困难、断断续续……
“左胸膜充血……”一位大夫说道。
他微微地咳嗽了一声,鲜红的血液缓缓地流淌到他的脸和脖子上……
他那几乎要断气的躯体覆盖着一床白被单……
于是,我心里害怕起来。
“难道这就是白色殓衣?
“不,不会的……”我驱赶这一可怕的念头。“他一定会活着!整个无产阶级、整个饱受苦难的人类需要他。”
列宁的房间里肃静无声,随后,我们大家静悄悄地走出房间,好让医生们从事自己的工作。
这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从群众集会归来,在大门口就告诉她所发生的事情。我迎候她,尽管她一直患病在身,但却尽最大努力勇敢地履行自己的党员义务,我告知她,列宁受伤了,伤在一只胳膊上,医生们正在包扎,同时,我满有把握地告诉她———“他会活着、会康复的”。
她像通常应付发生的意外情况那样镇静自如地,像她派成百上千的同志去担当党的负责工作时那样坚强地走进了卧室,看了列宁一眼便立刻退到门口过道上。
“若是他再激动起来,那可怎么办……”她说道,勉强能够听见,随后她便坐在紧挨房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从那儿她可以望见列宁。她在这里几乎坐了一整夜,偶尔来到同志们跟前,但目光没有离开过这个和她一起度过了她无产阶级革命忠诚战士艰苦的一生的人。他近期会发生什么情况的念头使我们感到非常苦恼,为了他能活着,我们每个人都心甘情愿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有必要,有义务了解那些从前给列宁治过病、熟悉他的体质的医生们的直言不讳的看法,他们是能够完全开诚布公地、完全客观地告诉我们全部实情的,不论实情怎样严重,即使令人可怕也罢。
魏斯布罗德和维·米·韦利奇金娜同志已经在这里。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希望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奥布赫能够马上到这里来。他是我们党内一位老同志和朋友、医生,他经常给列宁检查身体,需要时就给他医治,他非常熟悉列宁的体质及其体力。我们采取了一切办法来寻找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此时此刻他正在莫斯科的一个郊区工厂发表演讲。
终于把他找到了,我们接到电话说,他已乘小汽车急速出发了。一分钟就像一小时那样漫长。
“快点吧!快点吧!”脑子里七上八下,尽管也知道这种状况无法改变,但我们还是抱一线希望碰碰运气,并且决意牢牢地抓住这一线希望。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冷静沉着地进到屋里,没有气喘吁吁,很显然,他上楼梯时不慌不忙,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所有的目光都会集中在他这个经常给列宁治病的人身上,同时他一定要立即采取重大的医疗步骤。寂静无声。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走进列宁的房间也是那样冷静沉着,明茨医生正在施展他那令人惊奇的外科医生手术。
奥布赫同志轻轻地握住患者的那只好手并摸起脉搏来,聚精会神地观察列宁的脸,细听他那时断时续的困难呼吸。他采用巧妙的办法听了听心脏,尽他所能,还听了听肺部。
包扎完毕,列宁被安置在高枕头上。来了几名女护士。
明茨教授讲了护理列宁需要做的各项工作,并留下自己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准备乘车回去。
我们集合在一起等候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不大工夫他便和维·米·韦利奇金娜以及外科医生魏斯布罗德一起出来到我们眼前,每当明茨工作时,魏斯布罗德总是在场。
体温升高了。列宁处于半昏迷状态,时而发出个别词语。明茨临走时,对列宁的刚强精神和忍受能力表示十分惊奇,甚至在给他进行非常疼痛的包扎时,他连一声都没有哼。关于列宁的病情,明茨没表示任何肯定的看法,只是说他的伤势,毫无疑问,是极端严重的。
我们几个人会集在列宁的住所里,在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房间里,彼此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交谈了几句。
我问弗·亚·奥布赫,他的看法如何。
“明天我们再看吧……他会继续活下去……”他对我小声说道。“我对此是确信无疑的……
“为什么?
“内心形成了这样一种固定的信念,我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啦。他的心脏健康,他本人也很健康……这还有什么说的……伊里奇会活着!……”他坚定、深信无疑地对我说道。
我知道,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一直给列宁治病并且对他的身体做过很好的检查,我也相信奥布赫同志的经验,相信他的治疗和他的诊断,但是我清楚地意识到,这里面不仅说明一个科学工作者理智上的冷静态度,而且说明对患者本人的深情厚谊,他也像我们大家一样,抱有同样的期望,尽管这种情况出现可能是个奇迹……还有一个令人惊异的情况——就是信赖感,相信列宁一定会活着,相信女社会革命党徒的仇恨子弹也一定不能把他从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队伍中夺走。就在这第一天夜里,在我国革命以来的最困难的这一夜晚,这种信赖感在大家身上愈来愈表现出来,几天之后,莫斯科和俄国的全体无产阶级都充满着这种信赖感。这种情绪反映在成千上万件的书信、电报、祝愿中,后来有一号《真理报》的口号把这种情绪作了概括。
这种普遍的情绪包含着如此深刻的信念,相反的情况,人们连想都不愿意想。
我们的医生同志都不肯离开人民委员会的房间,都不断地在列宁卧室附近值班,第一宿是派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韦利奇金娜作观察医生守护在患者床边。从她的谈话中,我了解到,这决定一切的第一个夜晚是在医生们一直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度过的,医生们是在隔壁房间里过夜的,这个房间属于人民委员会办公厅。
夜间的这几小时,对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来说,也是过得提心吊胆、悲痛、忧虑忡忡。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处理一切繁杂的政府工作,这些工作一下子使我们忙碌得不可开交。莫斯科已经全力以赴地关注这一事件。已通告全国。电报机和电话机不停地紧张工作着。
然而,我们的全部思绪都完全集中在隔壁那间屋子里。患者伤势的每一细小变化都会引起我们极大不安。
夜里,再次出现痰里带血现象,接着排出了血块。
大家一听说出血,都非常紧张。
维拉·米哈伊洛夫娜肯定地对我说:
“这次和上次一样,是从肺里出来的。血是由于细血管破裂而渗入肺里的。因此,他的心脏也就感到疼痛。血液压迫它。血出得大概相当多,不过,若是食道损害了(这是最危险的),那会大口吐血,而这次是咳嗽痰中带的血完全是红色的,而不像胃里出来的褐色血”。
医生们决定翌日清晨进行会诊并约请姆·阿·马莫诺夫和弗·尼·罗札诺夫参加:马莫诺夫是内科专家,罗札诺夫是外科医生。
深夜,柯兹洛夫斯基同志来了,他是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当时责成他对那个向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领袖下毒手的女社会革命党徒卡普兰进行第一次审讯。
柯兹洛夫斯基讲,卡普兰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极端愚昧无知、眼光狭小、神经质、几乎患歇斯底里病的人。她表现得心慌意乱,说话语无伦次,情绪颓丧。柯兹洛夫斯基说,毫无疑问,这是社会革命党组织干的,尽管卡普兰矢口否认这一点,这里面与彼得堡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沃洛达尔斯基[24]、乌里茨基被暗杀)有明显的联系,并说,当然还可能出现其它活动。柯兹洛夫斯基还不知道暗杀场面的详细情节,因为侦察机关刚刚在犯罪现场收集一切材料。
到午夜时分,整个这一事件的政治背景才开始有了眉目。完全清楚,对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进行攻击的,是各种反革命分子,不管他们是些什么人。在这方面,他们:白卫军也好,十月党人也好,社会革命党人也好,外国大国的代表也好,是沆瀣一气的。对攻击,必须以百倍强大的攻击来回敬。对白色恐怖必须以红色恐怖来回敬。
其它办法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苏维埃工人政权代表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许多公开敌人,对那些表面好像由于某些理论同布尔什维克分歧而实际上由于同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气味相投的人、迄今所表现出的种种克制态度,——应该停止啦。反革命人物竟如此蛮横无礼,如此趾高气扬,必须马上向一切敌视工人阶级的分子表明,对他们绝不可掉以轻心,如果他们自己不收敛,那就要以强制的力量制止他们。切不可拖延。白卫军组织被破获的新消息每天不断传来。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四处乱窜,散布极其荒谬的、不仅是伪造的,而且是诽谤性的谣言。对世界革命领袖的这种厚颜无耻的攻击,激起了工人们满腔愤怒,工人们对那些企图从无产阶级手中夺走政权的人燃起了复仇的火焰,这个政权是工人阶级经过那样长期的斗争、付出那么巨大的努力和前赴后继的牺牲才换来的。
因此,为了回答反革命分子的血腥进攻,便在全国实行红色恐怖[25]。
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各部的特别全权三人小组的判决,枪毙了许多被破获的白卫军组织的成员,他们曾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捕并曾作为人质。
资产阶级和白卫军未料到政府会采取这样严厉措施。很显然,他们没有估计到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会真的这般巩固,竞能毫不犹豫地采取这样重大的决策。无产阶级及其所选出管理国家的人的意志,在这个企图动摇统一的革命政权的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向全世界显示出其坚强性和不可动摇性。
红色恐怖消除了那些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一遇风吹草动就会发生动摇、怀疑在共产党领袖受了重伤、中央政权首脑遭到这突如其来的野蛮袭击全国大为震惊时这个政权会束手无策的种种想法。
8月31日清晨,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便看到了各报刊登的坚毅果敢的政府声明,从声明中,大家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政府是吓不倒的,这个政权坚定不移地沿着领袖原先指出的道路勇往直前。
这个时期,苏维埃政权机关工作特别紧张。我急忙将发生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并把它读给当时在人民委员会的同志们听,然后抽空用直达电报向彼得格勒告知列宁伤势的全部详情。这些材料,我还发往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各报,并通知政府通讯社用电报转发全国。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设立了值班,我们几乎每小时都向那里通报一次新情况。
各个区不断向人民委员会打来电话,各区工人迅速集合起来,莫斯科无产阶级的全部武装力量均已荷枪实弹,以防不测。
我们勉强可以做到转发这些报告。十分明显,有必要编发报道列宁病情公报。我当即着手办理此事。这些公报由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分发各人民委员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便于这些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立即知晓。另外,这样的公报起初每日两次张贴于市内,当然各报也同时发表。还应该指出,各工人住宅区的居民是怀着多么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这些公报和报纸上有关列宁健康状况的其他报道的发表啊。街头巷尾,处处大声谈论的全是有关列宁的情况。各工厂纷纷举行群众大会,讨论全部报道和红色首都的整个政治形势。非常清楚,无产阶级群众每时每刻都在准备投入战斗去保卫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果实。
有关列宁遭行刺的第一批消息一传到各城市、各工厂区和工厂集中地,成百上千封慰问信和慰问电便从那里雪片般飞来,工人代表团也接踵而来。大家怒不可遏。完全充分显示出全体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坚强意志,显示出向一切白卫分子、一切反革命、整个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和冲杀的坚强意志,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安营扎寨,也不管什么人以何种方式加入他们的队伍。
在这极其悲痛的时刻,显示出全体无产阶级战士之间的大团结。这里特别突出地显示出阶级的力量和威力,这个阶级肩负着革命斗争烈火中产生的政权的全部重任。
工人对自己不屈不挠的领袖那种真心实意的无限爱戴,正如在这些日子里从亿万人民派到莫斯科来探望列宁的数千名代表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种感人至深的留恋之情一样,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家都渴望知道谋杀的详细情节和情况,因此,在人民委员会的接待室里,我不得不多次地向工人代表们讲述我所了解的有关事件本身的情况。
斯切潘·卡季米罗维奇·吉尔同志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汽车司机。早在彼得格勒,他就一直给列宁开车,曾在人民委员会汽车库工作过,是一位高度认真、非常机警、勤勉可靠、动作麻俐的工作人员。他熟悉车辆并精通司机的全套业务。早在十月革命热火朝天的日子里,我便发现了他和其他几位司机,刚好需要,我便指定他给列宁开车。
吉尔同志几乎是唯一的见证人。当时一个狂妄的女社会革命党徒不顾人群稠密,竟在大庭广众面前向列宁开枪。吉尔同志看见了行刺的整个场面以及后来的情况,因此,他的讲述特别重要,特别有份量。
在8月30日这个非常不幸的日子里,列宁像平时一样,乘车外出去参加群众大会,深入工人群众。
“首先”,吉尔同志向我叙述道,“我们开车来到了粮食交易所,那里在举行群众大会。会场上人很多。群众大会开得很顺利[26],然后我们便驱车前往谢尔普霍夫大街原米歇尔逊的一个工厂,这儿从前我们也来过两次。我们把车直接开进院子里。院内有许多人。当时我们车内没带警卫,院内也没有任何警卫,同时,不论是工厂委员会,还是其他人,谁都没有出来迎接列宁。他完全是一个人走下汽车,并迅速向车间走去。我把车头调转过来,停放在车间入口处十来米远的地方。
过了十来分钟,一位妇女手提皮包向我走来,---后来审讯查明,这就是那个女刺客卡普兰,——并问我:
‘喂,好像是列宁同志来了吧?”
我对她回答说:
‘不知道是谁来……’
她笑了起来,说道:
‘这说哪里的话呀?您是司机,您却不知道您拉的是什么人……’
‘我怎么会知道呀?是一个演讲员吧,——乘车的人很多,哪能全认得啊’,我坦然地回答她说。
她从我身旁走开了,我看见她走进了工厂厂房。
我心里想:‘她干吗要跟我靠近乎?真是个固执的女人。但是,因为几乎总是有许多人对谁来了、拉的什么人感兴趣,有时甚至围观汽车,所以我对这位妇女的问话也就未加注意。我们只有一条严格规定:任何时候都不准对任何人讲,来人是谁,从哪儿来,还要到什么地方去。
我估计过了一小时左右,从工厂首先出来一大群人,多半是工人,几乎挤满了整个院落。我明白群众集会结束了,于是准备起程便发动了汽车。过了几分钟,从工厂里又拥出一大群人,里面有列宁。我握住了方向盘并上好了挡。列宁和工人们交谈着,工人们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列宁很缓慢地朝汽车方向走来。走到离汽车大约三步远的地方,列宁便在车门对面停了下来打算上车。车门被人群里的某一个人给关上了,这时列宁跟两位妇女交谈并向她们解答有关运输粮食问题,我听见列宁说:
‘完全正确,护粮部队是有许多不轨行为,不过这些现象毫无疑问是会消除的’。
谈话持续了两三分钟。列宁旁边还有两位妇女身子略微朝前站着。列宁被人群团团围住,当他想要迈出最后几步上汽车时,突然一声枪响。我这时看见列宁向后半转身。我马上把头转向枪声方向,看见汽车左面前挡泥板旁有一个女人在向列宁的左肩胛骨瞄准。接连又响了两枪。我立即刹车,奔向那个手持那干式手枪开枪的女人,瞄准她的头部。她把勃朗宁手枪扔到我的脚前,急忙转身朝大门方向的人群中跑去。周围有那么多人,致使我未敢追上去向她开枪,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打在工人身上,我冲过去追她,跑了几步,突然我脑子里一闪:‘要知道列宁一个人……出了事怎么办?’我停了下来。刹那间,一阵可怕的沉寂。接着突然众人喊道:“打死人啦!打死人啦!……’整个人群忽啦一下子跑出院子躲避,男男女女拥挤不堪。我转身一看,列宁躺倒在地上。我朝他奔去。一阵工夫,院子里空无一人,那个开枪的女人随着人群溜掉了。
我跑到列宁跟前,跪下双膝,伏在他身上。他没有失去知觉,问道:
‘抓没抓到他?’
很显然,他以为向他开枪的是个男人。
我一看,他问话吃力,嗓音都变了,有点嘶哑,于是我对他说:
‘别放声,别说话,您很吃力……’
这时我抬头看见从车间跑出来一个身穿水兵制服的很奇怪的男子,神色紧张,挥动左手,右手放在衣袋里,径直朝列宁奔跑过来。
我觉得此人形迹极端可疑,于是我用身体掩护列宁,特别是头部,我几乎躺在他身上,拚命喊道:
“站住!”接着我便把手枪对准他。
他继续跑着,越来越接近我们。这时我喊了一声:
“站住!我开枪啦!
他跑到距列宁几步远的地方,便突然来个左转弯,直奔大门口,手始终未离开衣袋。这时一个妇女从后面边喊边跑到我跟前。
‘您要干什么?别开枪!……’她喊道,很显然,她以为我要开枪打列宁。还未等我开腔答她的话,这时从车间里就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喊声:‘是自己人!是自己人!’我看见三个人手握手枪从车间朝列宁方向跑了过来。于是我又喊道: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我要开枪啦……’
他们马上回答说:
‘我们是工厂委员会的,同志,是自己人……’
其中有一个人,以前我们到这个工厂时我见过,我认出他后,便让他们到列宁身边来。这一切来得太快啦,仅几分钟的工夫。
他们当中一人坚持要我把列宁送到附近医院去。
我坚决说:
‘哪个医院我也不送去。我要送回家去’。
列宁听见我们谈话,便说道:
“回家去,回家去……”
于是我和工厂委员会的同志,——其中一人原来是军事人民委员部的,——把列宁扶起来,在我们的扶持下,他自己走了几步到了车跟前。我们扶他踏上踏板,他便坐到车后面他通常坐的座位上。两个同志上了车,一个坐在我身旁,另一个坐到车里面。我开的非常快,只要路上允许,我就加足马力,直奔克里姆林宫。我几次回头望望列宁。半路上,他全身后仰,半卧着,没有呻吟,甚至一声都没哼。他的脸色苍白。坐在车内的那个同志稍微扶持着他。在特罗伊茨基大门口我没有停车,只是向哨兵喊了一声:‘是列宁’——把车开进院内直接向列宁住处驶去。到了住处,我们三个人扶列宁下车。在我们的扶持下,他艰难地走下汽车,看样子疼痛得难受,但一声也不哼。我们对他说:
‘我们抬着您吧……’
他坚决拒绝了。
我们央求他,恳求他让我们拾他走,但是怎么说服都不行,他坚定地说:
‘我要自己走……’他面朝着我,补充说道:“请把我上衣脱下来,这样我走路会轻松些’。
我小心翼翼地脱下他的上衣,他扶着我们沿陡立的楼梯向三楼走去。他上楼一直默不作声。到了门口,我们按了按门铃,有人给我们开了门。我直接把他送进卧室让他躺到床上。我想脱掉他的衫衣,但无法脱下来,只好把它撕开。这时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走了过来,喊道:‘出了什么事啦?’她先是扑到他跟前,随后奔向我身边说:
‘赶紧打电话!赶紧点!
我当即给您打电话并说明整个情况。这时安娜·彼得罗夫娜跑了进来又立刻跑出到人民委员会,同她一块来的还有亚·尼·维诺库罗夫。
我给您打完电话后,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要我预先通知一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并要尽量慎重些。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当时在部里。当我下楼向院内走去时,一个人从人民委员会出来追上了我,要一同去通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我们就在院子里等她。过了不大工夫,她乘车来了。当我向她走去时,看样子,她从我的慌张的神色便猜出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停了下来,直盯住我的眼睛说:
‘什么都别说,只是告诉我——他活着还是被打死了?
‘我说实话’,我回答她说,‘列宁受了轻伤’。
她伫立了片刻,便朝楼上走去,我们默不作声地陪同她。我们走进了住所。我在这儿呆了几分钟就回家去了”。
原来,那个女刺客是跟人群一起跑出工厂大院的。随人群跑出来的,还有那位向列宁打听护粮部队情况的妇女,后来才发现,她被第三颗子弹打伤。她起初没感到受伤,后来倒下来,被送往医院。
人们跑着,最初都不知道向列宁开枪的人在什么地方,是男的还是女的。
行刺时呆在院子里的一些小孩一边蜂拥追赶那个开枪的女人,一边喊道:
“就是她!就是她!”
一阵混乱过后,人们才开始寻找那个女刺客,米歇尔逊工厂的一个工人终于把她逮住。人们想把她碎尸万段,后来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她送交部里,又立即从部里解往全俄肃反委员会。原来她是社会革命党党员范妮·卡普兰。
受伤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真叫人提心吊胆。列宁体温上升。后来略有好转。决定对胸腔进行爱克司光拍照。为此,运来了一架手提式爱克司光机。机器部件都非常沉重。我只好求助于在克里姆林宫守卫的赤卫队员同志,请他们挑选四名最有力气的人,把这些沉重的箱子和其它仪器小声地搬进列宁卧居的那间非常狭窄的屋子里。同志们用手抬着这些仪器,踮着脚进入列宁屋里,偷偷地望了他一眼,然后悄悄地来到走廊上,默不作声地站立着,耷拉着脑袋,等候大夫们照完相后再安安稳稳地把这些沉重的东西搬出去。
这期间,第一次会诊结束后,我找过马莫诺夫医生,请他坦率地告诉我他对列宁病情的看法。
“只有交好运的人,才能在遭受这样伤势之后免除一死,”他用不大的声音对我说道。
我困惑不解地看了看他。
“他会活着,”马莫诺夫对我说道。“危险期已经过去啦,是怎样过去的,原因是什么,我说不清楚。这里面真是莫名其妙,不可思议……毫无疑问,伤势是十分危险的,这种情形我未曾见过,也未曾听说过”。
真叫人担心啊:“若是没有过去,那可怎么办哪?”我心里不由自主地思虑着。
“不,他要活着!……”我们马上排除了那种念头。
情况日渐好转。列宁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包扎粉碎性骨折的左臂的极大疼痛。有一次,列宁明显感到精力充沛,便抽空从床上起来,自己穿过走廊到另外一个单间大小便。他勉强从那里走了回来,虚弱得很厉害,大夫们担心他会严重损伤自己的身体。体温确实又升高了,但很快便降了下来。这件事说明列宁的本意是要尽可能少麻烦别人,少让别人为自己操心。出于个人的高度谦虚,列宁不肯因请求而增加别人负担,为了不使他的身体受到损坏,对他实行了严格的护理。
每天我都去探望列宁几次:总是想,哪怕看他一眼也好。谈话是不行的:大夫们绝对禁止。有一回我进屋看他刚不大一会儿,忽然我发现列宁看人已完全不像最近这几天那样了:他的两眼放射出深邃而严肃的光彩,左眼——总是微眯着,———闪动着激奋、快活和想知道一切的神情,他的脸上呈现出美好的一刹间的微笑。这一刹那间,令人突然觉察到列宁恢复了活力,感觉到他全身又充满深刻的创造性的思维,这一刹那是那样奇异美妙,仿佛整个世界又被一道新的光辉映照,洋溢着这意外的喜悦,一股股无穷无尽的力量涌进我这颗颤抖的心…
我举目望着这位我认为是人类最伟大领袖的人,不论有多少艰难险阻,不论要冒多大风险,我都随时准备去履行他的意志和愿望。
我高兴得象长了翅膀似地走出去见同志们,向那些一生为革命斗争胜利舍生忘死、在这悲痛的日子里几乎寸步没离开过人民委员会的、神情严肃、少言寡语、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倾诉我的满腔情思。这是第一天我们真正感觉到列宁脱离了危险,感觉到他那充沛的精力正在复苏,感觉到他终于开始像从前那样表现自己了。列宁病情明显好转的消息,迅速传遍各地,转眼之间,人人笑逐颜开,万物大放异采;那种悲戚忧郁、紧张的情绪一扫而光,呈现出一派欢天喜地的气氛。
后来,列宁渴望知道形势发展情况和政治新闻。我们逐渐地给他讲述一些最重要的情况。他希望跟同志们有更多的接触。我们考虑到不让列宁过分激动,便挑选我们中间一位最稳重沉着的同志——尼古拉·列昂尼多维奇·美舍利亚科夫[27]去探视列宁,列宁待他始终一贯友好亲切。
我们这位老同志安详沉着地和列宁交谈了半个多小时,巧妙地回避了一些最易引起激动的问题和事件。列宁兴致勃勃地听取了各种情况,不时地以低而微弱的声音提出一些问题,依然像往常那样,善于抓住一切最重要的事情,并以自己的答话来说明最主要之点。尼·列·美舍利亚科夫亲热地告辞列宁之后,曾对这位经受如此伤害并起死回生的天才巨匠,虽身患重病卧床,但依然能够就整个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判明方向深表惊异。列宁所提出的问题非常深刻,所涉及的全是些最重要的事情,注意力集中在现象的内在实质上,丝毫不谈及琐碎小事;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预见的一切是那么深谋远虑,仿佛“集百万人思维之大成”,因而他的结论和预见,尽管有时出乎人们意料,但始终是十分正确的。
不久,列宁便要求看报。报纸是不让他看的,但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或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挑些最重要的地方读给他听。他一天比一天表示出更大的兴趣,甚至开始提出了有关当前公务方面的问题。不过,我们牢记大夫们的嘱咐,都委婉地回避这种公事谈话,为的是尽可能不让列宁激动。
大夫们允许他接待朋友和谈论政治新闻的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
像往常一样,他对他所感兴趣的种种事情都问得很细。
又过了些日子,列宁穿上衣服,被允许离开床铺坐到沙发上。在沙发上他认真地读起报来,亲自审阅特别重要的文件和电报,针对一些急件作了口头指示。
又过了许多日子,列宁坚决表示,他不希望再继续病休,而希望工作,他感到寂寞,他这样无所事事比有病更坏,在人民委员会那里,“空气本身”都有助于医治他的病……于是便召集了人民委员会会议,由列宁主持。
列宁患病期间,人民委员会每天都开会处理各种事务,同时由当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轮流主持。
人民委员会在列宁迫不得已缺席的情况下开这些会议叫人看起来很不习惯。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人民委员会是第一次在其常任主席和创始人缺席的情况下工作的。最初,人民委员们显然感到困惑不安,因为他们习惯于在列宁不仅出席而且直接参与下解决一切问题。但是,现实产生了作用,人民委员会必须对当前的现实要求作出回答。会议照常进行,议程有条不紊地在实施,决议经过仔细、特别慎重讨论之后作得周全了,因此,人民委员会这第一次完全自立具有重大意义:人民委员会在其天才领袖缺席的情况下学习处理它的各种事务。
“您看,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有一次,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对我说道,“虽然列宁不在,但我们还是能够担当起来的。”
我听到这句话,心情沉闷不好受,但是,我也理解这位无限热爱列宁的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这一想法的深刻含意:不管列宁不在有多么困难,多么艰难,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困难时期的政治生活和残酷的阶级斗争需要有领导者,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有这个领导,因为我们党是富有朝气和健全完整的,——这就是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偶然对我说出的这句话的含意。他用这句话似乎在抵制当时我们队伍中某些人显然存在的悲观惊慌的情绪,因为某些人认为,一旦列宁发生了无法挽回的不幸,一切都会完蛋,一切都会成为泡影,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停滞不前。“之所以会这样”,这些同志说,“是因为我们在管理国家方面都缺乏经验,没有列宁,毫无疑问,我们要犯许多大错,随之而来会引起导致全面崩溃的惨重失败”。这种悲观惊慌的论调偷偷地流露出来,在背地里议论着,不言而喻,这不能不在那些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当中激起强烈的不满。这些老布尔什维克无限爱戴列宁,深知他在我国布尔什维克斗争史上的巨大作用,深知他作为战斗的无产阶级领袖在保卫十月革命的殊死的国内战争时期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是这样,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把伟大的十月革命前途绝对依附于个别人即使是天才的革命人物的命运上。
这里值得而且有必要指出的是,列宁当他已经能够比较正常地参加人民委员会工作之后不久,在认真阅读大量报纸尤其是他患病期间出版的报纸时,对那种极端颂扬和崇拜他个人的作法深感焦虑忧心。当时,无论是我国各机关报,还是来自我国各个角落的大批大批的电报、慰问信和信件都深深地、真诚地、不由自主地表示了这种颂扬和崇拜。
“这是干什么?”他指着各报的大量标题对我说道,报刊上篇篇都是耀眼夺目的用各种修饰语修饰的他的名字。
“看这样报纸,我心情沉重……”他接着说道。“不论看哪一篇,篇篇都是写我的。我认为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突出个人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这不好——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毫无用处。干吗要这些照片?您看,比比皆是……简直叫人难以藏身!……这一切有什么用?
“我理解,”他继续说道,“这是全体同志出于对我的好意,但是不应当滥用这一点,不应当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到涉及个人的事件上来。请替我办好这件事,不要责备任何人,要客气地同有关人员谈谈,制止这种做法……”
列宁激动地对我说道,我感到他的谦逊态度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确,他认为这种做法是多余的、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我当即和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各报社交换了意见,实际上,他们也把这一精神转达给我国各报刊。我还召集了当时在莫斯科的我国各省市的全体代表开座谈会,并向他们讲了列宁就有关描写他及其受伤情况的文章所表示的明确看法。自那以后,报刊上迷信崇拜现象有所收敛[28]。列宁对大批希望为他画像、雕塑、拍照的画家、雕刻家和摄影师也提出了同样要求。
考虑到列宁病后第一次出席人民委员会会议,全体同志决定开会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同时,这样做还要叫列宁觉察不出是故意缩短会议议程。人民委员会会议[29]这一次是由晚八时改在晚六时开。列宁准时来到会议厅,像往常一样,迈着急促、然而现在略稍减慢了的步履走到他的主席座位上。全体人民委员、他们的副手、以及其他有权参加人民委员会会议的同志都已到齐,各就各位。轻轻的脚步声传遍会议厅;大家屏住呼吸,以尊敬的心情举目注视着他,不久前他还处于死亡的边缘。
列宁以低而微弱的声音宣布会议议事日程。
第一个要求发言的是李可夫,他表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请求把他的报告从议程上撤销,改在两次会议之后即待全部资料汇集齐全、数目字落实可靠之后进行。
列宁带有责备意味地摇摇头,随后便交付表决。
人民委员会同意推迟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报告。第二个问题,报告人没有来,只好开始讨论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用了不到十分钟,随后又听取了一些情况,非常巧妙地圆满地
结束了议事日程。列宁痊愈之后的这第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历时二十五分钟就结束了。同志们团团围住了列宁。他像往常一样,亲切和蔼地同大家交谈,然后安详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的健康日益好转,他越来越起劲地工作。一周之后,人民委员会又像以往那样开始办公了,列宁在主席办公桌旁随便地踱来踱去,自从胳膊上的绷带完全拿掉之后,他就用这只胳膊做些轻微活动,尽力用左手从后背去摸右肩胛骨,并且经常、准确而有规律地做这种动作。
革命的工农俄国的生活中的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就这样顺利地结束了。
无产阶级心里松了一口气,以一种无法形容的世上前所未有的喜悦心情迎接自己的领袖,只有那些长期为生活操劳的劳动人民才能从纯洁心灵里流露出这种喜悦的感情。
口密腹剑、卑鄙无耻的社会革命党竟然在这方面接二连三地干了许多卑鄙无耻的勾当,然而它却没有勇气来承担它的神经衰弱的代理人范妮·卡普兰奉它的直接命令所领导、所执行的活动的责任。没有,社会革命党中央还矢口否认在谋害列宁的活动中有任何参与,尽管事实确凿无误,罪证勿容争辩。现在,这已是世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了。
再过若干年,几十年,共产主义的旗帜在欧洲和美洲各国上空飘扬的日子一定会到来,到那时,正如现在和以往那样,全体劳动人民提起社会革命党派出自己的成员去谋害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士最宝贵人的生命时,也会口诛笔伐它。
这种口诛笔伐会千秋万代存在,而且会倾落到被沙文主义弄得破烂不堪并被帝国主义血腥践踏过的俄国工人和农民的一切叛徒们的头上。我们要口诛社会革命党,口诛它的外国帮凶,口诛这些多次谋杀活动的丧心病狂的领导者,口诛这帮武装干涉的参加者,他们把多灾多难的俄罗斯身躯抽打得遍体鳞伤;俄罗斯英勇地捍卫了自己的自由、荣誉和尊严,击退了工农、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的敌人的一切蓄意侵犯。
〔在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1955年所写的《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手稿中,这段情节写得较详细,此稿如下:〕
翌日,在列宁办公室里发生了一件对列宁来说很有代表性的事情。十时左右,列宁来到办公室便立即翻阅报纸。没过半个小时,令人不安的铃声传到了我这里,接连响了几次。我猜测可能发生了什么不祥之事,拔腿朝办公室跑去。
进屋我一看:列宁脸色十分苍白,以激动不安的眼神迎视着我并带有责备的口吻对我说:
“这是怎么回事?您怎么能够听之任之?……您看报纸上写的是什么?……叫人读来害羞。写我这个没有出息的人,全是言过其实,说我是天才,是一个什么特殊的人,这简直是神乎其神……集体性地希望、要求、祝愿我身体健康……,看来,恐怕要达到为我的健康祷告的地步了……这样做是不得了的!……这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搞了一辈子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崇拜个别人物,个人英雄问题早已解决啦,可是现在却突然又搞起个人崇拜来!这样做毫无用处。我也和大家一样是个普通人…一些高明的大夫在给我治病。还有什么再需要的呢?……群众享受不到这样的照顾、这样的护理治疗,我们还未能向他们提供这一切……可却把我如此特殊看待……这样做不得了!”
对这一席激动的讲话,我未能插上一句,我担心列宁这样激动会严重伤害身体,他话音刚停,我便小声地告诉他,群众确实出于对他的无限爱戴,无数的电话询问、信件、电报、各工厂、团体派出的代表团使办公厅和我本人应接不暇:大家都想了解他的健康状况,这是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从军舰上派出为他警卫的部队的水兵们的普遍的、全苏维埃的愿望,——这一切像摄影感光板一样,在各家报纸上,在各工厂全体人员的文章、书信、决定、决议中反映出来了。
“这一切令人万分感动……我不了解我已给各方面增添了这么多的不安和麻烦……但是,必须立即制止这种做法,不过不要责备任何人。这样做是不需要的,这样做是有害的……这样做是违背我们关于个人的信念和观点的…… 这样办吧:请把奥里明斯基和勒柏辛斯基找来,加您本人一起到我这里来一趟。我要请你们三位立即到各大小报纸和杂志编辑部走一趟。要转告一下我对你们要说的话:让它们从明日起切实制止这一切做法,让更有用、更有价值的材料占领报纸的版面……请您们尽快办理此事”。
接着,列宁又拿起报纸来读。
我马上去执行列宁的要求,叫来了小汽车,我知道必须立即乘车去。
十分钟之后,奥里明斯基和勒柏辛斯基均到了办公厅我的办公室。我简要地向他们讲了事情的经过,主要是叫他们注意到列宁对这一切做法一直特别挂在心上,很激动,这对于他的身体是极其有害的。
我们商议好一切,当然同意列宁的看法并立即去执行他的全部要求。
我去见列宁,告诉他,两位同志来了。
“让他们到这里来”,列宁赶忙说道。当他们进来时,列宁站起来,高兴地同他们——他亲密的老朋友问候。
“整个情况他会告诉你们的,请你们尽快出发,马上制止这种不成体统的事。竟把我捧成了什么英雄豪杰,称我为天才,简直岂有此理!”
奥里明斯基是一个非常有礼貌而且受过教育的人,对列宁说,从主观愿望上,他对所出现的一切情况感到很高兴……
“为什么?”
“因为有了这一切,我才能够看到你身体健康、乐观愉快、怒气冲冲啊。但是从客观上来说,这样做的确毫无用处:报纸在向一个集体的神秘之物呼救……正象高尔基的《忏悔》中所描写的[30]”。
我们当时就知道伊里奇是不赞成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这种心血来潮的做法的……
“那个大主教吉洪”,勒柏辛斯基开玩笑说道,“大概,怕是把您列为圣人啦。——当上圣人,那可就要财源茂盛啰!我一直想回忆一下日内瓦并想把这种种情形画出来[31]……”
“这么说就对了,”列宁喊道……“潘特莱芒·尼古拉也维奇,您真会逗乐……像平素那样,画一幅好漫画,标题是《“英雄”和群众》,——再加上米哈伊洛夫斯基为首的民粹派……”
列宁活跃起来,笑呵呵,又立即说服道:
“去吧,去吧!……别开玩笑啦: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应该马上制止这种个人崇拜……”
于是,我们便前往各报社,首先去《真理报》和《消息报》,向各报社传达了列宁关于这一问题的充满怒气的否定意见,建议各报社立即刹车。对各方面来信,要立即回信说,列宁身体康健,已在人民委员会办公,报纸对此要发些简要报道。
我们花费好几个小时办完了这件事,随后返回人民委员会。列宁当时在自己家中。他马上接见了我们,非常认真地听取了各报社的决定。
“不过,对各报仍需监督,同时向各单位同志,尤其是工厂的同志发一个必要的指示……”
次日,各家报纸版面内容全换了,后来,列宁再没有提过这个问题……
1923年于莫斯科
1919年列宁遭遇拦截
“娜佳身体不好,越来越差……”列宁忧虑地低声回答我问他为什么总闷闷不乐。他仿佛对这种人情脆弱感到羞愧似地,便立即埋头翻阅我给他送来的、已经译出来的普通电报,这些电报来自俄国各地,来自前线和各革命委员会。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必须长期休养,而且要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我对列宁说道。
“‘长期休养!”……您去说服她吧。她连听都不愿听。”
“能够说服她的只有您一人……同时还必须这样做”。
列宁表情严肃地斜视我几眼。我明白,我的这一坚持正合他的心意,因为我知道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病情的严重性,所以我高兴地建议把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送到索科里尼奇的一所森林学校去。
“这儿离莫斯科不远,因此您同她见面也很容易,如果需要,她随时很快就可以回来。有电话……学校挺好。孩子们和少年儿童……学校行政领导十分可靠……”
列宁对我的这一建议满心喜欢。他站起身来,把两只手的大拇指插入坎肩开襟里,按照保密的习惯,踮着脚尖走到我身旁,小声地、几乎贴耳说道:
“您到那里去摸摸底,好好察看一下,对任何人都不要讲去的目的。要好好记住路线。一回来就告诉我……我先试试说服一下娜佳……”
处理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日常事务,我便叫司机里亚波夫把汽车开来。里亚波夫当过水兵,从十月革命起我同他就未分离过,车开来后,我就驱车前往索科里尼奇。这是11月间的事。冬季多雪。市内秩序还很差,马路上的积雪尚未清除。路面处处坎坷不平,因此,在很多街道上坐车,您就像从“俄罗斯山峰”上向下滑一样,这种“俄罗斯山峰”通常设立在民间庆祝会和娱乐场上。司机们极力把车开到电车轨道上。轨道积雪已清除,车子沿轨道行驶容易,但是开出轨道却相当困难,因为轨道两边冻得很结实的雪堆延续不断。只有在马路的交叉路口才能够转弯,而且要费很大的劲。电车很少行驶,行人不仅在人行道上,而且在马路中间行走。房顶上的积雪也没有清除,巨大的冰雪块悬垂屋顶。早在秋末遗留下来的巨大冰箸,谁都没有打落过,这些冰箸,像钟乳石一样,一个紧挨一个,悬挂在屋檐下、排水管上,摇摇欲坠,威胁着行人,所以行人尽量离房屋远点。人行道上的积雪是动员公民主要是先前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来清除的,人行道的样子,好似乡间土路,犬牙交错——高低不平、歪歪扭扭、四面结冰;走在上面不仅不便,而且处处有危险。穿着便鞋的小姐们、自由职业人员、从前的富翁和其他刚被摧毁的旧社会的代表人物对城市公用事业的这项最简单劳动却完全适应不了。
我们的车爬过了一个坑洼又一个坑洼,越来越接近目的地。
我从四周围察看了一下这座很久以前我就熟悉的校舍,搞清二楼可以为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腾出一个不大的屋子,她可以安静地居住在这里,又丝毫不影响学校生活的内部规章制度。之后,我便踏上归途,并调查了这里到学校去能够走车或走人的各条道路。
我知道,一旦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这里住下来,那么,列宁当然会驱车这里,因此,须要从保卫他的角度,事先察看一下全部情况。从这方面来看,似乎,一切都很妥当。
“怎么样?”当我回来一走进列宁办公室时,他就问道,向我投来凝视的目光。
我向他详细叙述了全部情况。
“娜佳倾向去……看来,那儿是合适的……明天早上我再最后告诉您……”说完,他又埋头工作,不时地被电话信号打断:指示灯显示亮光,“蜜蜂”机嗡嗡作响,设在隔壁房间的交换台发出来自彼得格勒、下新城、库尔斯克和其他地区的呼叫。
列宁没有提高嗓音、声调平稳地下达各种指示;听取汇报、记录要点;起草电报、无线电报、话传电报稿;派遣信使和摩托车手投送便条和信件,事事办得那样干脆,看上去从容不迫……时而他急步走到标明作战前线的地图旁,根据最新情报做了标记。
次日清晨,我刚一迈进他的办公室作例行报告,他就对我说:
“娜佳同意啦……在收拾行装……随身带一堆工作,可她本人说话和喘气都勉勉强强……能康复吗?……”在他那始终明亮的眼神里掠过了一丝深沉悲痛的阴影,他面部削瘦,脸色发青,眼角旁两鬓布满了细细的皱纹……他心情沉重。
“今天黄昏前我们就出发,不过不要对任何人谈,谁都不要告诉……”
“当然,这一点我明白:
“法尼娅·拉扎烈娃主任,看来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吧?”
我深信不疑地从最好的方面介绍了这位主任,因为在卫生人民委员部儿童保健局局务委员会工作期间,我可以完全相信她的优秀品德和对新制度的绝对忠诚。
当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就到索科里尼奇森林学校去了,不久我们便确认她到那里休养绝对安静,能呼吸松林的新鲜空气,这对她身心是有益的;列宁也感到心情舒畅。
“也许,她能养好病……身体能康复……要休息一下……”
列宁常到索科里尼奇去,一般连任何人都不事先打招呼。我与他商定,若是当着他人面走,就让他事先告诉我一声,就说他坐车出门到别的什么地方,这样可以当场满足那些好奇心的人,从而随机应变不说出他的真实去向。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您愿意参加孩子们过节吗?”列宁有一次问我。
“愿意,”我说道。
“那就请您随便到什么地方给弄些蜜糖饼干、糖果、面包、花衣响炮、假面具、玩具,12月24日傍晚前咱们去看望娜佳并安排孩子们过节,这笔钱给您作为共同出资买东西用”。
这一年是艰难、饥饿、寒冷的一年。国内战争正在进行,凡是能够弄到的东西,政府都送到前线去了。各城市食品很少。我们合伙随便买了一些可以买到的东西,节日前夕便送到了学校,让孩子们和女教师们一起把枞树布置好。
我们决定于下午四五点钟去,错开时间,以使汽车不太引人注意。列宁偕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要比我晚些时候出发。
我是三点半钟左右出发的。街上十分热闹。我们需要去红门,从那里去火车站,再经火车站去索科里尼奇。当我们车子经过梁赞火车站附近的一座桥梁时,有人打了一声刺耳的口哨,我心里感到不悦,对这一声口哨,仿佛是响应似的,马上在稍远的地方响起了又一声同样的口哨。过了火车站,我又听见了同样一声口哨。我感到这种现象可疑,好像一个哨位一个哨位地传递汽车的信息。到了索科里尼奇,我就给汽车库打了个电话,询问列宁的专职司机吉尔的汽车开出去没有。得到的答复是,不超过半小时前汽车就开出了,我明白,为防不测,预告改变线路已不成了。我打电话给列宁家里,得到的回答是,列宁已乘车出去啦。
根据时间推算,列宁应该马上就到。
然而又过了半个小时,仍不见列宁。当时在楼下同孩子们在一起的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对我说:
“列宁怎么迟迟不来,他不来,孩子们不愿意开始唱歌,他们说:“咱们等等伯父吧’”。
他们一个劲地用果子酱茶水来款待我们。但是我心里渐渐产生了不安情绪。列宁向来是严守时间的,只有特殊情况才能使他来迟。我又打了一遍电话给人民委员会,他也不在那儿。
“轮胎爆了?发动机坏了?”我寻思道。“不过,吉尔却是一位非常细心的司机,这种情况未必会发生。再说,从来都有个助手跟随他,一旦需要技术援助,他会立即给汽车库打电话的。”
路上的哨音一直在耳边萦回,不知怎么的,心里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这种哨音来。我忍不住给车库又打了一次电话,询问吉尔的汽车是否出了毛病。答复我说,车一点毛病没出,于是我明白吉尔没给车库打电话,也没有回去。
我未向任何人表露出一丝不安的情绪,我决定悄悄出去坐车沿着列宁的来路去迎一迎。我刚要找司机,突然我看见列宁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走了进来。他打了个招呼便问:
“娜佳在哪儿?”
“到楼上自己屋里去了。”
“你到她那儿去,”他朝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说道,然后稍微拖了一会儿时间,小声地告诉我说:
“我们遭到了一群持手枪的流氓袭击,他们抢走了汽车,我是乘别人的汽车来的……您对娜佳什么都不要说……可惜汽车……”
我简直僵硬了。
“在什么地方?”我问道。
列宁不熟悉街道名称,他给我描述了与流氓遭遇的地点,这个地点就在我听到口哨声地点附近。
“我们自身倒是好好的!大家都带有武器,汽车却交出去了……”列宁半笑不笑地说道。
“连手枪都给抢走啦,”列宁继续笑道。
原来,“流氓们”全副武装,列宁受到两支手枪对准他的太阳穴的威胁。
我感到浑身不寒而栗,神经象过电似地顿时传遍全身。必须控制住自己,采取行动……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等候您,她对您来迟感到不安……”我对列宁说道。
“对,对,我就去,不过,别作声……对娜佳一个字也别讲…”他压低声音对我说,用一个手指头示意不要吱声,
“当然明白……马上要和孩子们联欢啦……”我对他说。
“可惜汽车……”他再次重复道。
“汽车马上就会找到……”我坚定地说,我清楚地意识到应该如何办。
“算了吧,算了吧,别吹牛啦………他们恐怕早已开出几十俄里以外啦。”
“他们在莫斯科,他们也无处可逃……”
“那为什么?”
“他们离不开电车轨道,他们在电车环路上象在捕鼠器上。我们立即派出汽车队迎面堵截,我们是能够抓到他们的。
“能抓到?……”列宁惊奇地看了看我,稍向后退了几步,仿佛要更仔细打量一番似的。
“是的,能抓到……”我回答他说。
“不一定,不一定……”
“或者打死……”我马上脱口而出。
列宁默不作声地斜视了我一眼,便急忙上楼朝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房间走去。
我心里像起了火似的……我整个心感到我们的列宁遭遇到多么可怕的危险情景啊……我一直迫不急待地想立刻搜捕到那些对我国革命领袖竟敢胆大包天地下毒手的家伙。
电话设在食堂。孩子们已吃完了茶点,我请求辅导员尽快把孩子们领走,说接到了重要情报,需要拍发话传电报。
这几分钟过得很慢。
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伙匪徒——确实是一伙匪徒,因为:假若这是一些白卫军分子,毫无疑问,他们就会把列宁给枪杀了,——可是他们袭击了汽车,把列宁撵下车,用枪口威胁他,然后坐上了他的汽车就逃之夭夭。
“肯定这是一伙匪徒,”我对自己的估计更坚信了。他们需要的是一部高速汽车,尽管列宁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同时他们抢走了写有他的姓名的通行证,可是他们对他并不予以任何注意。很清楚,他们要么是逃避追缉、想销声匿迹,要么是为了实现他们策划的袭击而劫走了汽车。
食堂终于空无一人。我掩好了门,首先把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叫来听电话。
“马上派一支由十名共产党员军校学员组成的分队乘车来保卫列宁。”
“出了什么事?”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一群流氓袭击了列宁,为防万一,需要警卫他现在所在的这栋别墅和检查一下别墅区。再调一名队长带五名军校学员另乘一辆车来侦察周围地区……”
“是……”马尔科夫同志按照水兵方式回答我说。
“接全俄肃反委员会——捷尔任斯基办公室……”
我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我所了解的有关袭击的情况,并请他下令仔细检查市内来往的一切汽车的通行证。最重要的是,要调肃反工作人员乘汽车在有轨电车环路沿线堵截被劫走的列宁的汽车,并要尽力追上去,因为土匪们遇到困境能够沿铁轨倒开车,加上他们之中有一人,据吉尔讲,一定是个非常有经验的司机:他驾驶汽车是那样熟练,一下子就全速把车开走了。
捷尔任斯基同志像平时那样冷静沉着地告诉我,他从彼得斯那里已了解些情况,因为彼得斯曾同列宁通过电话。捷尔任斯基说,他已采取了一些措施,行动计划正在迅速制定,他还要把我的想法考虑进去。
几分钟之内,他便把它的机构调动起来。追捕工作马上就安排妥当。全市立即开展大搜查……
我把发生的事情报告了党中央、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和军区司令穆拉洛夫。
此刻,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尔科夫同志全副武装前来报告说,警卫队已到,侦察队侦察了索科里尼奇附近各大街小巷。
我请他让卫队尽量少露面,以免卫队的突然到来影响久等的孩子们过节。
马尔科夫同志说,他们的车子驶抵索科里尼奇时已经遇见了巡逻队和哨卡,他们严格检查汽车通行证。
“看来,”我思忖道,“各地已接到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命令并已采取行动。是对我们的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这样,我心里也就感到轻松些。
列宁已经偕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从楼上下来,恰好现在正呆在举行新年枞树节活动的那间屋子里。孩子们紧紧围住他并纷纷提出问题。
“我们做什么游戏呀?”一个十岁左右、天真活泼的小女孩问列宁。“咱们快一点吧!不然,寂寞死啦!我们等您等了好久啦!您说,做什么游戏呀?”
“现在围绕枞树跳圆圈歌舞,”列宁回答说,“咱们先唱歌,然后再做‘老鹰捉小鸡’游戏……”
“同意,同意,”小女孩鼓掌高兴地喊道,其他所有孩子都跟着她喊。
“同意。喂,干吗还不动弹啊?快伸出手来吧!要手拉着手!喂,赶紧点,联接起来!……”孩子们一下子就组成了个大圆圈,成年人也加入了,接着,列宁围着枞树转,大家跟着他转。
“喂,领唱一首歌吧!你怎么不唱呀?……”列宁兴致勃勃地跟那个小女孩打招呼。于是,她涨红了脸,用清脆动听的嗓音放声歌唱。
大家合唱枞树之歌并围着枞树旋转起来。突然,枞树亮起了五光十色的小灯泡:这是学校电工给孩子们增添的欢乐。他搞到了一批小电灯泡。节日前夕,当大家入睡时,他拉起电线,把灯泡挂到了树枝上。孩子们欢腾高兴极啦,大家更起劲地唱起歌儿,环绕着闪烁五光十色灯泡的枞树跳起了友谊圆圈舞。
列宁完全沉浸在孩子们的节日欢乐之中,他喜笑颜开,和孩子们一起唱歌。孩子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他赶忙回答每个人的问话。他逗笑话,说俏皮话,他自己还提问题,猜谜语,大家感到惊讶的是,他怎么什么都知道,都记得。甜蜜的欢声笑语响彻整个大厅。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围着枞树旋转,有节奏地唱起了又一支歌。响起了钢琴伴奏曲,伴奏振奋了歌声,欢快的圆圈舞越跳越快,孩子们笑声不绝、喜气洋洋。大人们在列宁带头启发感染下,也都沉浸在这一片欢快喜悦中。
“怎么样啊,什么时候做老鹰捉小鸡游戏啊?你们这是怎么啦?忘记啰!”列宁故意挑逗说。
又重新组成了一个圆圈,列宁又重新和孩子们站在一个圆圈里。他不放过“老鹰”,保护着“小鸡”,玩的多么专心致志啊!他警惕地注视着,不放“老鹰”过来。他的防守牢固可靠。他尽情地做游戏,这种热情劲儿传染给了孩子,孩子们玩得非常开心。
列宁第一次结识这些孩子就成了他们的好朋友和好伙伴。孩子们跟他说话很随便,以“你”相称,开玩笑,随便打断他的话,使人感到,他已成为他们自己的人了。他们把他从大人堆里拉走,把他拉到身边喝茶、招待他,给他盛果子酱。确确实实所有的孩子都愿意为他做点事情,他也给孩子们递花生,从热水杯里给他们斟茶,密切地观察孩子们,仿佛所有的孩子都是他家里的人。要知道,列宁一向特别喜爱和留恋孩子!孩子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对他报以一片赤诚爱戴,人人都希望跟他在一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快就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并且,他没有把他们弄混,所有孩子的名字全都记住了,真叫人感到惊奇。
对孩子们真是毫无办法。他们完全把列宁给征服住了。拉他到别的一些房间去。向他展示了他们的生物角——飞禽、老鼠、松鼠,以及他们仅有的一切。展示了图画、他们的记事簿,这个记事簿几乎任何人都没给看过。列宁深深地埋头于他们的活动,简直就像他一生就是跟孩子们在一起打交道似的。
最后向孩子们分送了礼物,我们去吃了点茶点,之后便决定乘车回去。
已是晚九时左右。按照约定,我把列宁起程的事,先通知给捷尔任斯基同志。我们向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告辞,她和学校教师们对所发生的事依然一无所知。我们乘坐我的由里亚波夫司机驾驶的车子起程了,为防不测,手中握住我们的手枪,子弹已经上膛。
我建议卫队的车拉开距离行驶。我们走了大约半俄里。突然传来一声剧烈的响声,仿佛是枪声。原来,这是卫队的汽车轮胎爆了。列宁会心地笑了,对我们的“战斗准备”开了一句玩笑,说:“这就叫作,一旦需要,一筹莫展。
我们挥了挥手,没有任何警卫就开车走了。很明显,这次袭击完全是偶然的。巡逻队不时地拦住了我们,仔细地检查了汽车通行证。二十分钟之后,我们便驶进了克里姆林宫。
“除夕那天即12月24日,”司机吉尔同志向我叙述道,“四时左右,列宁打电话给我,要我过半小时把他的车子开来。四点刚过,我带上助手丘巴罗夫同志把车子开到了门口。恰好在规定时间,列宁偕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走了出来。
‘吉尔同志,咱们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那儿去,列宁小声地对我说。说完,他便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一起登上了汽车。
不久,一路上漆黑一片,因为全城根本没有灯光。这一点我倒不感到担心,因为汽车照明灯很好。我们以每小时四十—四十五俄里的速度行驶着,飞快驶过卢布亚斯卡娅广场、米亚斯尼茨街,穿过花园街便向一家小店门口驶去。每个人,连那些在人行道上走路的人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发现有三个人跟我们走的是同一方向。我们的汽车几乎和他们并排行驶。突然,其中一人飞快地跑到汽车侧面喊道:‘站住!’此人手里提着手枪。我马上意识到这不是巡逻队。我一看,他身穿军大衣,但他没背冲锋枪。这一点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一巡逻队是从来都背冲锋枪不掏手枪的。我顾不得这里是急转弯,急忙变速,立即加挡;我知道车子我是能够驾驶好的。他们在后面喊着什么。我确信,这是一群土匪,他们也不会轻易开枪的。果然如此。他们未向我们开一枪。列宁敲着车窗问道:
‘怎么回事?他们朝我们喊什么……’
是的,这是些醉鬼,’我回答他说。
我们驶过了尼古拉也夫火车站。行驶在通往索科里尼奇的一条大街上。漆黑一片-一伸手不见五指。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远处,各种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因为过圣诞节,人行道上行人很多。车子在电车轨道上,我开得相当快。差不多快开到从前的卡林金啤酒厂时,在汽车前方几米远的地方,突然钻出来三个手持毛瑟枪的家伙,喊道:“站住!’我略微减速并对丘巴罗夫说:
‘糟了,万卡,我们碰上土匪啦。
‘是的,他说道,这不是巡逻队。”
这时,我已经离他们非常近了。我看了看两旁——人相当多。许多人陆续停了下来,对我们的相遇感到好奇。我决意鼓起勇气从他们之间穿过去。这时距离土匪们只剩几步远了,我猛地一加速,径直把车子向他们开去。很可惜,他们急忙闪开了,接着便尾随我们喊道:
站住!站住!我们要开枪啦!
这个地方的路正是坡底下,我赶忙握住了车档。可是这时,列宁在敲车窗。我好像没听见似地,继续开车。然而,列宁敲得更厉害了。我减低速度。列宁打开了车窗说道:
‘吉尔同志,应该停下来,了解一下他们要干什么。也许,这是巡逻队吧?’
我们在这个地方车子已经开得很慢了。我听见那三个人在我们后面边跑边继续喊道:
“站住!我们要开枪啦!……’
‘怎么办,你们看,'列宁说道,‘应该停下来。
我不高兴地开始刹车。我向前一望——看见铁路大桥对岸亮着一盏明灯,一个哨兵站在那里。这是区苏维埃。我又生了疑心。
‘我怎么竟把他们当作土匪了呢?也许,这喊话的就是巡逻队;因为这儿紧挨着苏维埃,我对丘巴罗夫同志说道。
他回头望了一眼,告诉我说:
‘有四个人朝我们跑过来,他们已到了跟前’。
这时几个人跑到了车跟前,猛然拉开车门喊道:
‘下来!
同志们,怎么回事?’列宁问道。
‘少废话!下来说话!……
接着,其中一人,块头挺大,个子最高,抓住列宁的袖子,硬是把他拖下车来,粗鲁地说:
‘快,下来!
后来查明,这是个头子,外号叫科舍廖克。
列宁简直被他们揪着袖子拖出车外。列宁向车前头迈出大约两步,然后面朝我停了下来,一个劲地在讲:
‘你们要干什么?’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急忙跟在列宁身后下车,朝着土匪们说:
‘你们干什么?你们怎么竟敢这样对待人啊?’
土匪们根本不理睬她。
他们还扯住了丘巴罗夫的两只手喊道:
‘下来!……’
我望着列宁。他手持通行证站着。土匪们站在他的两旁,两个土匪枪口对准他的头部说:
‘不准动!
那个头子站在列宁的对面。
‘你们在干什么?’列宁说道。“这是误会。我是列宁。这是我的证件。
列宁一说出这句话,我的心简直缩成了一个团。我心里想:“糟了,列宁要牺牲。
‘我们管你是什么人……住口!……不准讲话!……’那个头子声音粗暴地朝他喊道,夺下列宁手中的通行证,连看都不看就把通行证放进了衣袋里。接着他一把揪住了列宁的大衣翻领,非常猛劲地一扯,几乎扯掉了衣扣,把手伸进了大衣里兜。他从里面掏出了一支布朗宁手枪、一个皮夹子,所有这些东西都同样放进了自己的腰包里。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愤怒地继续抗议,但是,他们根本不理睬这一套。丘巴罗夫也是在枪口威逼下站着。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匪徒们仿佛把我给忘记了。我坐在方向盘后面,马达在开动着。我握住那干式手枪从左手下面抽出瞄向最近处的一个家伙——恰好是那个头子——他距我两步远。前排座的车门敞开着。不可能打不中……可是列宁却处在两个枪口之下,我心里感到害怕。像闪电一样,闪过一个念头:“不能……不能开枪……我一开枪,他们会立即把列宁首先打倒在地。”
于是,我决定走下汽车,可是未等我动一下身子,我的太阳穴便挨了手枪枪口一击,传来了一声吆喝:
‘下来!还坐着干什么?……’
我急忙把那干式手枪藏到背后座垫下面:“或许,他们不会发现’,未等我脚踏车踏板,一个土匪司机便麻俐地坐到了我的驾驶座位上。两个匪徒把手枪对准我们喊道:
“站住!不准动!……’
这时,四个匪徒急忙上了汽车,一个家伙跳到了司机旁边。他们用手枪对准我们,开动了汽车,高速地朝索科里尼奇方向驶去。
沉默了好一阵子。
‘真是的,”列宁首先喃喃说道,‘一群带有武器的人竟乖乖地把汽车拱手交出去!可耻!
‘列宁,这件事咱们以后再说吧,我回答道,现在咱们得赶紧到苏维埃去’。
这时我们看见一辆汽车开着灯向我们迎面驶来。
‘你们两人的枪被夺走了吗?列宁问道。
‘没有’,我回答道。‘丘巴罗夫不知怎么搞的,巧妙地藏了起来,我的那支布朗宁手枪他们未发现’。
‘那么好吧,你们把这辆汽车拦住,咱们坐上去追赶’。
我让汽车开得近些。我走到路中间堵车。司机仓慌得不知所措,刹车刹得后来怎么也发动不起来。原来,这是一辆卫生车。
“这辆车毫无用处’,我对列宁说道。
‘为什么?’
‘因为我的那辆车,’我回答他说,‘马力大二倍。同时,燃料好,这台车用的则是最次的汽油。我们永远追不上他们。我们那台车是不会丢失的。过三四个小时一定会截住。’
‘为什么您说得这么肯定?’列宁问道并聚精会神地看了看我。
因为,我回答列宁说,‘所有道路全都无法通车。他们不可能开到市区外面,在市内也只能沿着有轨电车道行驶。在市内,这台车又非常显眼。’
‘好吧,咱们看看去,’列宁回答道。
说完,我们便向苏维埃走去。
又是不走运。哨兵不让列宁进去。
‘我是列宁,’列宁说道,‘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向您证实这一点,因为我们乘的汽车,遭到拦截,被撵下汽车,车子被开走了,我的装有全部文件的夹子和我的通行证也被抢走啦。
哨兵犹豫了好半天,不过最后他还是让我们进到苏维埃里。我们进到了里面。赶上过节,苏维埃里没有一个人。好歹找到了值班电话员。我向他说明了情况。他不相信。
这样吧,同志,请您把主席找来,我最后说道。他不在的话,谁都行,一切由我们负责。事关重要。
值班电话员两只脚交替站着,不知如何办是好。看来,事情非同小可,他怎么也不能相信几乎在苏维埃大门口竟会发生象我们所说的这种事情来。
我们进到了隔壁一间屋子,盼望有人能到我们这里来。列宁沉思地在室内走来走去。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坐到了沙发上,我看她非常不安。任何人没有来。当时我在想:‘我自己来处理吧,要不,时间过去了——土匪会逃之天天。”
我走到了电话机旁;电话员没有反对,没有吱声。
‘接全俄肃反委员会。”
电话接通了。
‘喂,’彼得斯同志回答说。我正要向他说明事情的经过。这时列宁走过来。我把话筒递给他,他便同彼得斯讲话,说明出事的情况和经过。
我用另一盘电话挂给人民委员会汽车库。要三辆汽车并载有携带武器的同志。
列宁通完电话后,又开始在屋内来回踱步。暂时只有我们呆在这里。还没有任何一个苏维埃工作人员来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说过,我们这一群带武器的人把汽车拱手交出去了’,我面朝列宁说道。
‘对,我说过,列宁回答我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那样,我们没有出路。您记得吧,您当时处于枪口之下。我本来是可以开枪的,我当时来得及,他们把我忘了大约有两三分钟。可是我开了枪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也许能打倒一个。但是我开了第一枪之后,他们会当场打死您,因为他们为了自卫必定要开枪。这就是考虑到我们的处境不利,我没有开枪的原因了;同时,我明白他们要的是我们的那台车,而不是我们。”
是的,吉尔同志,您估计得很对,列宁思索了片刻回答说,‘当时采用武力是无济于事的。我们之所以能安全无恙,是因为我们没有抵抗。”
这时,进来了一位同志。原来是苏维埃主席。看来,他不认识列宁,因此,惊奇地打量着列宁。
列宁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进来的这个人对列宁应酬了几句之后,几乎是跑步出去。顿时一阵忙乱。主席急急忙忙进到我们屋里,面对列宁说,将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去追缉。
‘晚啦,’列宁笑着说道。‘我从来没有想过,甚至都没有想象到竟会在苏维埃跟前,在哨兵的眼皮底下发生这种公开抢劫的事情,苏维埃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公民不受暴力侵犯。你们这里的这类情况,大概时有发生吧。在你们这里,你们区里,有人对公民们拦路抢劫吧?’列宁发问道,并带有责备的表情凝视着这位主席。
‘是的,时有发生!’这位主席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那你们究竟采取什么措施呢?
‘我们尽力防止,这位主席说道。
‘不过,看来,不是像所要求的那样有力,列宁回答说。‘应该,同志,应该认真地抓一下这件事。
这时,人民委员会汽车库的汽车开来了。我把列宁送到车旁。
‘吉尔同志,您去找车子吧,”列宁笑着说道。找不到车子,就别回来。”
我派丘巴罗夫送列宁,于是他把列宁送往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住处。我自己则同汽车库来的同志一起前去追踪我们的那台车。到了索科里尼奇环行路,我们却不见了踪迹。我们听见了汽车动静。便停了下来。向我们开过来的则是两辆机动车作战部队[32]。我们商量了一下怎么办。决定分头行事。他们向索科里尼奇的一处公园驶去,我们行驶到巴赫鲁申医院时,碰到了一辆迎面向我们驶来的汽车,车上是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他们说,不必要往前开啦,因为他们去过这一地区各处,均未发现任何汽车,并说我们最好到市中心去。在那里我们会碰到踪迹。于是我们分开,从不同的道路向市中心驶去。我们沿着街心花园环路驶向市内。巡逻队不时地拦住了我们。市内已发布警报。四处派出了骑兵和汽车侦察班,布置了步兵哨卡。我们驶抵克里木桥时,听到右面——莫斯科河上有枪声。我们便往那儿奔去。当我们到达时,枪声已停。开到近处,一看——是一群红军战士。我的那辆汽车就停在那里,向左倾斜。轮胎全都陷在雪里。车后面,储油槽旁躺着一位被杀害的民警。车灯亮着,照射前方,车跟前躺着一位被枪杀的炮兵学员。军大衣敞着怀。武装带被撕断,手枪已没有了。很明显,这是土匪干的。这些掠夺人民、丧心病狂的家伙杀害了两个人。我心里想:‘对土匪绝不能留情’。人们告诉我,还有受伤的,不过,我没有见到他们。很清楚,土匪们还击后躲藏起来了。这个地方非常偏僻,很适合以汽车作掩护,向红军部队开枪射击然后躲藏起来。
我们开始拖汽车。我们的作战部队同志齐心协力把汽车挖了出来,在红军战士的帮助下把车推到了坚硬的路上。汽车完好无损。我们仔细地检查了车辆。捡到了一个篮子。里面盛有贵重物品。后来查明,在土匪被拦截住之前,土匪一路上干了几次抢劫,抢了大批财物。
我们把东西交给了及时赶来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几位代表。我坐上了汽车就向车库开去。我从车库给列宁挂电话告诉他,汽车已回来了”。
搜索在继续。土匪们在克里木桥附近还击,然后便躲到了一些楼房的后院。跟踪追击他们。然而这是些很有经验的土匪。土匪头子很长时间未能被发现。他最后也像他的同伙一样被逮住了。这个外号叫科舍廖克的头子讲,他们后来非常后悔当时未能把列宁一起带走。
“若是我们俘虏了他,那要给我们一大笔钱才能赎回他,”科舍廖克幻想道。
莫斯科刑事侦察机关侦缉土匪的某些成员企图给这一案件加上政治色彩,其中一人就是著名警犬特烈夫的主人,他查明了科舍廖克的居住地,到我这儿详细报告了侦察经过,宣读了他记录的这个土匪集团的谈话,他曾打进这个土匪集团。这个谈话尽是一些无稽之谈、异想天开的胡言乱语,当然,谁都不会理睬这个机警的侦察员的这一倾向,他故意迎合时代的情绪。
列宁像通常对待一切涉及到他个人安全事件一样,对这一案情的后来情况不感兴趣,只是有一次,当我已掌握了全部侦缉材料和向他报告著名警犬特烈夫的主人已在我的接待室这里时,他活跃起来,说:
“让他到这儿来!
那个人进来后,一谈起“案件”就想把话题转到政治根源上来。列宁善意地嘲笑俄罗斯人舍尔洛克·霍尔姆斯一屁股未坐正就深思远虑起来。列宁终于失去耐性地说道:
“这全是些胡言乱语!……”接着马上把话题转到特烈夫上来。他问了警犬的品种,问了跟特烈夫打交道和训练它的办法,他用几个问题便使这位突如其来的谈话对方精神大为振奋,以致他跳起来,大讲特讲他的爱犬,讲它的智慧、机警和灵俐。列宁也站起身来。他们像两个真正的猎人似的,兴致勃勃地谈论各种狗的情况,谈论狗的长处和短处。
最后谈话结束了。特烈夫的主人满心欢喜地告辞了。
“此案归档,”列宁对我说道。“他有一条多么好的警犬呀!这条警犬真聪明,他也不是个‘蠢人’,不过,‘政治家’嘛……这太可怕了……这太不可思议了……何必要想出这样一套瞎话呢!大概,他也愚弄了许多人。”
这一案件就这样完结了。
被逮捕的这些土匪从前就是土匪。他们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例如,袭击、抢劫、杀人。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严厉判决,他们全被枪决。
1925年于莫斯科
[1] 1930年由联邦出版社初次发表。刊登时有删节。
[2] 1917年底,在彼得格勒开始组建社会主义军队的志愿兵部队。首批赴西线部队欢送大会于1918年1月1(14)日在米哈伊洛夫练马场举行,会上列宁发表了演说。
[3] 弗·普拉廷(1883-1942)——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是护送列宁和其他俄国流亡者返回俄国的组织者之一。
[4] 格·列舍托夫(笔名)《火焰般的皇帝》(荣获列宁勋章的国立列宁图书馆存卷宗类目369)。
[5] 波·维·萨文柯夫(1879-1925)——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之一。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陆军部副部长、彼得格勒军事总督。十月革命后,是反革命叛乱的组织者,后为白俄流亡分子。1924年秘密返苏联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十年监禁。在狱中自杀。 “萨文柯夫精神”——是反革命阴谋和叛乱组织的同义词。
[6] 格·列舍托夫《谋杀》第10页(荣获列宁勋章的列宁图书馆存卷宗类目369)。
[7] 格·列舍托夫《谋杀》第11页。
[8] “便条”的作者搞错了:列宁的演讲是在米哈伊洛夫练马场。在弗·德·邦契一布鲁也维奇的档案里保存他给列宁的这张便条的抄件:“弗拉基·伊里奇,请您马上确切地告诉我:您在米哈伊洛夫练马场演讲是在几号,几时向您开的枪。弗拉·邦契-布鲁也维奇。”便条的原件连同简短说明,已由弗·德·邦契一布鲁也维奇转交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馆。
[9] 格·列舍托夫(谋杀》第19页。
[10] 同上,第18页。
[11] 同上,第20页。
[12] 格·列舍托夫《谋杀》第21-23页。
[13] 格·列舍托夫《谋杀》第23页。
[14] 同上,第23-24页。
[15] 格·列舍托夫《谋杀》第24页。
[16] 格·列舍托夫《谋杀》第24-25页。
[17] 同上,第25页。
[18] 格·列舍托夫《谋杀》第27页。
[19] 格·列舍托夫《谋杀》第27-28页。
[20] 见《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汽笛声》一章,本书第275-283页。——编者
[21] 安娜·彼得罗夫娜·基扎斯几乎是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日起就在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工作。
[22] 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维诺库罗夫(1869-1944)——苏联国务活动家。1893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17年是彼得格勒国家杜马代表、劳动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18-1921年,任社会赡养人民委员,1921-1924年任赈济饥民委员会委员,1924-1938年,任苏联最高法院院长,1938年起为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卫生教育司司长。
[23]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奥布赫(1870-1934)——苏联卫生事业的著名活动家。1894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4年在莫斯科被捕并被流放。返回莫斯科后,在市第一医院当医生。是十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1923年,根据他的倡议,成立了苏联第一个劳动卫生和职业病研究所。1919-1929年,他领导莫斯科卫生局。
波·索·魏斯布罗德(1874-1942)——外科医生、莫斯科第二国立大学教授、著名的社会和革命活动家。1904年起为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十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莫斯科苏维埃卫生局局务委员、土耳其斯坦和西南战线防治流行病非常委员会主席。在列宁最后患病期间,他一直在列宁身边长达数月,赢得了列宁的特别信任。
[24] 弗·沃洛达尔斯基(莫·马·戈尔德斯坦)(1891-1918)——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任出版、宣传鼓动事务委员。1918年6月20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选举期间,被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杀害。
[25] 在1918年9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报告列宁遇刺一事,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结尾一段话是:“同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向俄国和同盟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走狗发出庄严警告,警告他们,对苏维埃政权活动家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代表者的每一次谋害要由一切反革命分子及其教唆者负责。工人和农民将以反对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大规模红色恐怖来回答工农政权的敌人的白色恐怖”(《全俄第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社1918年版第10-11页)。
[26] 侦察结果查明,社会革命党党徒甚至在这里就盯上了列宁,但不知是什么事情妨碍了他们进行阴谋暗杀活动。
[27] 尼·列·美舍利亚科夫(1865-1942)——社会民主党人、著作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曾多次被捕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十月革命后,在党和苏维埃的许多出版机关从事编辑工作。1927至1928年任《苏联小百科辞典》主编和《苏联大百科辞典》副主编。1939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28] 见本书第491-494页。——编者注
[29] 列宁受伤后,在他主持下的第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于1918年9月17日举行。
[30] 在反动年代,马·高尔基追随过造神派。1908年,他曾写过中篇小说《忏悔》,宣扬造神思想,这引起列宁的尖锐批评。
[31] 潘·尼·勒柏辛斯基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以其政治讽刺作品(《耗子是怎样埋葬了老猫》、《在警察局里》等)而出了名,这些政治讽刺作品曾在他的转弯处》一书中再版过(莫斯科1955年版)。
[32] 机动车作战部队驻守在克里姆林宫,受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直接指挥。能够调动这支部队的当然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我作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以及当时居住在克里姆林宫的某些同志根据特许证也可以调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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