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邦契-布鲁也维奇《忆列宁》
国内战争时期
德国大使米尔巴赫被杀害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乱[1]
一
“我是契切林[2]，”我在克里姆林宫的直通电话里听到了一个熟悉的、有点唱歌似的、微弱的声音。
“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公爵被炸弹炸死，请您立即向列宁报告此事并采取您认为必要的措施…
“详细情况知道吗？”
“暂时什么都不清楚……”
我立刻明白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前夕我深怀不安地察觉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许多领袖的神秘举动。[3]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好象挣脱了桎梏似地，在大剧院舞台的幕后窜来窜去，神色异常紧张，几乎达到了歇斯底里症发作的程度。他们不择手段地起哄闹事，同许多共产党人进行极不愉快的讥讽挖苦的谈话。许多人我是深知其人的，因此，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情绪不是无用意的。
外交人员的包厢里出现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公爵及其全体随行人员。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姆柯夫[4]说起话来，好似一个发作的歇斯底里病患者，针对德国人及其派任的大使，说了一通毫无意义的骂人话。在这些叫骂声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政治意义，但是，这一通用虚伪的爱国主义发酵膨胀起来的杂乱无章、慷慨激昂的陈词刺激了舞台上这个社会革命党人的同党及其在剧院大厅里的志同道合者，激发他们的肤浅感情。
侧幕后面的气氛达到了一触即发程度，随时都可能发生搏斗。社会革命党人放荡无羁地破口大骂苏维埃政权及其代表和共产党。我们的工人在场上占多数，压根儿就不愿听这一套，当即予以回敬，用远不是他们所需要的赞美词句斥责社会革命党人，指出他们的冒险主义、他们的连篇空话、堆砌空洞词藻的习气和完全背离了工人阶级志向和意志的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意图。当激情达到登峰造极时，我和列宁商量了一下，他提议马上写张便条给在主席团就座的斯皮里多诺娃[5]，把她叫来，和她谈一谈，让她对自己的同伙施加影响。
我照办了。斯皮里多诺娃装腔作势地笑笑，向我表示说什么“办不到呀，我们的人都是些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不能抑制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冲动。”我一听到这种“革命性”的评价就觉得好笑，不过，我仍然坚持要她以她的党的一位有影响的中央委员身份去采取措施，制止她的同事们走来走去。她答应了，走到侧幕后边，在那里交谈了很长时间，一部分闹闹哄哄的听众才离开了剧院，嘴里对布尔什维克还骂骂咧咧。
这一切现象都非常可疑。社会革命党人的举动（不论是这些还是别的举动）都是公开向政府挑衅的，尽管他们还是政府成员。空气中充满火药味。到处充满紧张气氛。
似乎就连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那些同我们曾长期携手亲密共事的最优秀的、最老诚持重的人，也焦灼不安，闷闷不乐地皱着眉头注视着。这一切无意中令人警惕。冲突已迫近了。
就在当天傍晚，突然响起炸弹爆炸声，这是社会革命党一个战斗队员无意中摔在大剧院的包厢里的。肇事者本人被炸死，他的几个同事也受伤了。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当时正在主持代表大会，丝毫没有惊慌失措；会议仍在继续进行，受伤者被送往医院。但是，这一情况暴露了社会革命党人是携带武器呆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场上的，当然不能不令人提高警惕。
二
次日清晨发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意图，暴露了他们神经不安，心情紧张。
德国大使被他们杀害了。这自然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
我打电话给列宁并向他报告了从契切林那里得知的消息。
“请您，”列宁说道，“立即到德国大使馆去一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德国人保护起来，防止任何进一步可能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并用电话向我报告全部情况。”
我当即打电话给驻扎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支拉脱维亚混成中队队长，请他根据战斗警报火速派出一连装备精良的士兵坐上汽车，开到克里姆林宫卫队指挥部大楼前通道上。然后我把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巴·德·马尔科夫找来，同时打电话给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试图通过电话来了解事件情况。
内务人民委员部反倒一无所知，只是从我这里才得知此事。
全俄肃反委员会任何详情都报告不出来。他们只是从外交人民委员部那里才知道有这码事，报告说，捷尔任斯基同志已前往德国大使馆。
克里姆林宫卫队长跑步来到，我简单扼要地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请他立即向克里姆林宫大门口派出加强岗哨，对政府大厦各个内岗要经常检查，他本人不要离开克里姆林宫到任何地方去。“我对今天的局势非常不满意，”我对他补充说道，“必须准备应付大事件…
全部谈话只用了几分钟。
我瞧了一眼窗外，看见急急忙忙走过一连拉脱维亚士兵，他们已经坐上两辆大卡车。
我叫来克里姆林宫别动队的一辆军用汽车，然后立即走到室外。我通知连长要去的地点，指示乘坐红军战士的两辆车要跟在我的车后面，然后请连长随我同车，以便路上好商量下一步行动。
我们出发了。街上一切正常。市内尚不知发生了事件。行人惊奇地望着我们的部队。我约定好我们一到就立即从街巷两端封锁德国大使馆，任何人都不准进入，政府成员除外；凡持有大使馆通行证前来使馆的人，我们将直接送交使馆主管人员。
我们驶抵大使馆门口，迅速使在街巷围观的人群散开并规定了严格手续。我马上带着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一位秘书走进使馆。
使馆的前面两间屋子完全空着。仅有一个看门人东站站西望望。跑出来一个女人，马上又躲藏了起来。在第三个屋子里，我遇见了一个刮了脸的德国人，蓄留“维尔海姆式”的翘卷的小胡子，我向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并对他解释说，我是代表政府前来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全部情况的。
“他已经不在啦！”德国人大声说道。“他被杀害啦！”随后我们便走进屋里，里面地板被炸毁，玻璃被击碎。天花板和墙壁上坑痕累累。很清楚，爆炸是很强烈的。
“来了一个求见者…… 伯爵非常善良……什么人他都接见……那个人等到了伯爵接见，可是没说几句话，就突然扔了一颗炸弹……炸弹炸死了伯爵……刺客受伤……他在混乱中逃跑了……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
这个德国人很明显是个退伍军人或是改穿便服的军人，他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感到焦虑，但说话态度安然，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几乎没有激动。
“你们的内部警卫队是自己的吧？”我向他提出一个外交性问题。
“对，对，是自己的，全是我们的人····…您看，注意不周，谁都没有料到这件事……”
“所有的职员，您都非常熟悉吗？”
“啊，是的，我们这里全都是自己的人。
“我们的人没有来过你们这里吗？”
“没有，没有来过。”
所有这些问题，我都是非常郑重其事地提出来的，为的是证实我国政权与德国大使馆内部对全权大使这个高级人物的保卫工作完全没有正式关系。
我们一边继续谈话，一边走进另一间屋子。跟随我们的，还有几个使馆官员。他们个个都十分忧虑，但很克制，谁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因为他们个个都非常明白，接不接见来访者——这是大使本人的完全志愿和善良的爱好，而我国政府又没有任何可能来控制去使馆的人和大使本人或使馆官员所接待的人。
这时，费·埃·捷尔任斯基从隔壁房间出来，衣着有点怪样。身穿一件俄式灰呢绒学生衬衫，衣领上两个小铜钮扣闪闪发光。他腰系深色军用皮带。灰色的士兵呢散腿裤子与短上衣很协调，完全象个普遍老百姓的打扮，确切说，象个大学生的模样。
他在考虑着什么，来回踱步，观望着，不注意任何人，看来，他忘记了自己的高级官员的地位。
我把他领到一旁，汇报了所采取的保卫措施，并说，我马上要和列宁商量一下，同时应该对这件令人讨厌的政治丑事着手进行有力的侦察，这件丑事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
我去打电话。向列宁报告了全部情况。捷尔任斯基到另外一个房间对全俄肃反委员会做指示。
列宁说他马上就出发。
三
我走出房间，碰见了捷尔任斯基，他非常焦躁。我报告说，列宁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一起要到这里来。
“这就好啦，”捷尔任斯基急忙对我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忽然说道，仿佛大声继续说出自己内心深处想法似的。
“您说什么？”我问他。
“我挂电话，可是没有人接。好不容易挂通了……我找亚历山大罗维奇，可是他不在。这个不在，那个也不在，全都处在一种慌乱之中，同时，所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这是不是他们干的呢？”我对捷尔任斯基说。
“我自己也开始这样想。”
“昨天他们就已很顽固地反对
“对，对，好象有什么事情……”
这时，列宁迈着迅疾的脚步走了进来，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斯维尔德洛夫。我和列宁简短地交谈了几句，并立刻通知德国官员说政府首脑来了并希望同德国大使馆的代表正式对话。
我们被请进一间大客厅。我们一一坐好。一阵庄严寂静。在座的德国人是五个人，我们也是五人。列宁坐着用德语简单地说了一句，对使馆建筑物内部发生的事件表示了政府的歉意，在使馆内部我们不可能给德国代表团予以救助。他对大使不幸身亡表示深切哀悼，并补充说，这一案件要立即进行调查，罪犯定要受到法办。我们站起来，和德国大使馆的代表一一握手，随后我们便来到里院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这时一位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的同志乘车疾驶而来，报告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波波夫指挥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一个骑兵团暴动了并拒绝服从苏维埃政府的命令。
“什么？”捷尔任斯基愤怒地喊了一句，“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胡说八道！……我现在就去那里，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您无论如何不要去，”我对捷尔任斯基说，“您只能使事情恶化……”
斯维尔德洛夫附和捷尔任斯基的意见，说这一切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费利克斯一到，一切都会安排妥当。
当场接到了电话报告说，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的全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已从各屋溜走了，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捷尔任斯基的副手，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大罗维奇，不仅逃之夭天，而且还把全俄肃反委员会一个装有大约十五万卢布的钱柜抢走。完全清楚，这里暴露了一个完整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必然会一步步展开。我丝毫都不怀疑，我们已处在重大事件的关键时刻，杀害德国大使仅仅是鼠目寸光的社会革命党人发动的政治闹剧的第一步。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从德国大使下手呢？是否因为他们想利用群众的愚昧无知来投机取巧，以为群众仍旧被极端沙文主义和发酵变酸的爱国主义所熏染，因而在战争背景下对德国人的仇恨一定是传统性的，竟然说都一定起来反对德国人，自然就会拥护社会革命党，反对布尔什维克啦，按照这些蠢人的看法，布尔什维克缔结了一项“可耻的”，然而实际上却是英明的布列斯特和约，是否是因为这个缘故呢？社会革命党人当然打错了算盘，没过多久他们便遭到了惩罚。
捷尔任斯基义愤填膺。来自各方面的情报不仅使他怒气冲冲，不仅使他焦躁不安，而且深深地刺激了他。
“不，我无论如何得到他们那里去一趟……”他重申自己的意见。
“当然啦，当然应该去……”斯维尔德洛夫支持道。
我一看任何劝说都无济于事，便决定采取最后一招。我找了个机会把列宁叫到一旁，让他注意谈话气氛已不是实事求是，这一切结局会是很悲惨的，捷尔任斯基无论如何是不应该去的，他到那里大概会遭到逮捕，到了那一步，局势会更加复杂。
“可是应该怎么办呢？您看，他们是多么坚持自己的意见啊！
“这是由于过分激动的缘故。”
列宁拿不定主意。
“我说过，可是他们二位都是中央委员啊，而且他们的意见都是具有独立性的。”
“是的，但是这里不是开中央委员会会议，这里不是表决，只不过是个别同志的意见，您的话，他们当然会听取的。”
“未必吧。”
“但是，他们都是政府成员，他们未经深思熟虑的举动会使政府处于极端困境……”
“必须立即调部队，”我继续说，“必须包围暴动者，要他们立刻缴械投降，如果他们不同意，就扫射他们占据的房屋，把他们统统枪毙掉；同时要马上调几支精锐部队到电话总局、电报局和发电站：各火车站要完全控制住，并宣布各火车站实行戒严。”
对我的这项计划，看来，列宁是中意的。
“请立即通知波德沃依斯基，让他做好准备……”
“这完全不必要，”斯维尔德洛夫用低音说道，“我们两下子就会使一切平静下来的。出了什么事？任何事情都没有。
“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一支部队，”我突出强调全俄肃反委员会这几个字，“暴动啦……”
“什么，这是什么暴动？只要捷尔任斯基一到那里，一切都会平静下来的……费利克斯，你马上到那里去一趟，去到后给我们来个电话。之后我们再判断。”
列宁再没有参加谈话，随后便立刻向汽车走去。
“我去，”捷尔任斯基喊了一句，几乎是跑步从我们身旁过去，跳上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汽车就开走了。
斯维尔德洛夫追上了我们。我们大家坐上了敞篷汽车。我建议拉脱维亚人中队队长在这里留下一排红军战士，其余的立即返回克里姆林宫。
接着我们出发了。
我马上请求列宁给我书面指示，根据这项指示，宣布原发的全部汽车通行证作废。凡需要在市内通行的一切汽车，均应到人民委员会办公厅领取新通行证，路上要接受民警和巡逻队的检查，凡持旧通行证的要加以扣留并把车开到政府汽车库。禁止持普通的通行证进入克里姆林官。我向列宁列举了其他防范措施，这些措施在彼得格勒十月革命的紧张的日子里，后来在莫斯科，我已经采用过好几次。
列宁同意了。
我们飞快地驶进克里姆林宫。
“请到我这里来一趟，”列宁下车后对我说道。
“二十来分钟后我再去。我认为必须首先检查一下我们克里姆林宫这里的整个情况。要知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这里还可能有联系……”
说完，我们便分手了。
四
我们对克里姆林宫马上实行戒严，处处加强了警戒，检查通行证，任命了由卫队和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员中抽调组成的两个共产党员三人小组，责成他们检查克里姆林宫全部居住者的党派隶属关系。
卫队里发现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小组。我们把他们拘禁在克里姆林宫里并对其实行监视。此外，还发现一名职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此人我很早就熟悉，他在各方面与共产党员同心合力共事。
“我算得个什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呀？”他跑到我跟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列宁，您知道我一向是和你们一起共事的，我是个工人，我现在准备加入党，同革命的叛徒进行战斗。”
这位同志，是工人，是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早在彼得格勒第七十五号办公室时就在我这里工作，因此，我给他作保。他立刻递交了一份参加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入党申请书，不久便被接纳入党。
当天午后二时左右，我回到家中吃点东西。我的住所里当时有许多青年人、共青团员，他们热烈地议论形势。我们围在厨房的一张桌旁，一块吃早饭。我倚靠在朝克里姆林官卡瓦列夫斯基大楼后边内花园开的一扇窗旁。从窗户里能望见圣母升天大教堂和耸立在远处的报喜教堂圆屋顶。五彩缤纷的阳光洒满克里姆林宫古老的建筑物，金碧辉煌的教堂圆屋顶闪闪发光。
突然不知是什么东西轰隆一声，噼噼啪啪响声大作，震得地动山摇，紧接着就有什么东西散落下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有人打炮！这是炮声！”不知是谁喊了一句。
我迅速穿上衣服，跑出去望望。报喜教堂被打了个窟窿，一大堆碎木片和石头说明这里刚刚落了一发炮弹，炮弹落在圆屋顶内部。
“是不是还会再打来呢？”我心里在琢磨着，我想看一看我们克里姆林宫广场上出现什么情况。前后只有几分钟的工夫，一向是行人不断的广场，现在完全空无人影，我只看见拼命向四下奔逃的过路者的鞋后跟和一闪二闪飘动的裙边：震耳欲聋的炮声竟发生如此影响，在市内石头房子中间特别响得厉害。
我向人民委员会走去。炮声再没有响起。我甚至到现在也不十分清楚这发炮弹是从何处飞到克里姆林宫来的，很明显，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放的。当时有人说，好象是从麻雀山的某处打来的。对此事是否有过调查，调查是否得出什么结果，我全然不记得了。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里情绪异常活跃。许多人民委员不约而同地前来打听情况，带来了消息。非常清楚，所发生的一切并非偶然，而是在执行事先拟定好的一项计划，因此必须预料到下一步随时可能出现的情况。这里正在加紧讨论克里姆林宫落了一发炮弹之事。大家明白，社会革命党人在军队里有某种关系。
我跑到列宁那里去了一会儿，请他签署关于汽车一事的电话电报稿，因为暴乱期间，控制汽车是很重要的，我们确切知道，一部分汽车归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管辖，当然，我们也确切知道，在“非党人士”中也会有对工农政府种种困难幸灾乐祸并可能立即转到暴乱分子一边，千方百计地、包括以汽车来援助暴乱分子的人。
列宁的电话电报内容是：
“午后三时许，德国大使馆内投了两颗炸弹，米尔巴赫炸成重伤。这明显是保皇党徒或那些钻进革命组织的奸细干的，他们企图把俄国拖入为英法资本家谋取利益的战争，英法资本家还收买了捷克人。
要动员一切力量，要立即发动一切力量来捉拿罪犯。
拦截并扣留全部汽车接受三人小组检查。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乌里杨诺夫
（列宁）”[6]
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主席团接到这份电话电报是在1918年7月6日午后四时二十分。根据列宁的指示，这份电话电报还应该发往各县，因此，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命令转发各县苏维埃，并就此做出如下决议：
“主席团兹命令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捉拿和扣留罪犯。要扣留一切嫌疑分子以及汽车，一直扣留到三人小组检查为止。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
主席团的电话电报连同列宁的一六二三五号电话电报文本，电话员波里索娃同志是在午后五时三十分收到的。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在暴乱的紧张的日子里，我们的人也是不着急不上火的。在列宁签署的电话电报发生效力并转发县里之前，竟白白过去了整整一小时另十分的宝贵时光。但是，很可惜，接着老天爷也与我们的愿望做对。电话员过了一段时间才通知主席团：“因雷雨不能立即转发各县。波里索娃”。列宁关于莫斯科发生的事件通知广大群众的这第一份电话电报终于在黄昏前传达下去。但是，正如我们从电话电报稿中所见到的，有关社会革命党人的情况电文中尚未提到，第一，因为许多人还不愿意相信这一切是他们干的；第二，这里策略手段要求不要惊动社会革命党人离开自己的岗位，不要用关于他们在中央闹事的电报在地方机关、县城里煽动他们的同路人去搞类似的行动。
列宁得知电报传递拖拖拉拉的情况后，开玩笑地说：
“我们学会了搞革命，这是毫无疑问的了，但是，我们却无法打破我们机关中的墨守陈规。要知道，情况是那样清楚，而我们还讨论了一个多小时。话又说回来，要知道社会革命党人比我们还更加喜欢讨论。大概现在他们的讨论正在兴头上。这将有助于我们，只要波德沃依斯基积极动作起来…可不知为什么一点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呢！”他微笑地补充说。
五
我向整个莫斯科发出了关于吊销汽车通行证的电话电报，通过警察机构送至莫斯科苏维埃和政府机关；我把德国大使馆的警卫工作交给警察，撤走了原先留下来的克里姆林宫拉脱维亚人步兵排，随后立即打电话给波德沃依斯基告知列宁的希望，要他们，即莫斯科卫戍部队做好准备，与他建立经常性电话联系和通过自行车队士兵联络，请他向市内派出巡逻队并立即组织侦察，好好摸清红军战士的情绪。一旦他能够脱开身，就请他本人到人民委员会来一趟。捷尔任斯基自然一次电话也没有打来。
我刚要准备再次去列宁那里向他汇报所做的一切并商量下一步安排时，办公厅便从前来的一位司机那里得知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消息说，捷尔任斯基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一支部队中受到非常敌视的对待，结果他在那里被捕。
这个消息给人民委员会带来了极大不安。大家明白，事件在发展，事件由于捷尔任斯基被捕而更加复杂了。我立刻向列宁的办公室走去。只有他一个人，当我进去时，他站立在窗旁。
“捷尔任斯基被抓走了，”我向他报告说。
列宁——不能说脸色苍白，而要说脸色发白。每当他在突如其来的非常危急的情况下感到怒气冲冲或神经震荡时，他常常是这种表情。
他冲到我的跟前。我用简单的话语向他讲述了这段时间我所积累的全部新情况。
不一会儿我便去挂电话传达列宁的指示；首先是给波德沃依斯基打去了电话，根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要求，我吩咐召集全体人民委员参加人民委员会紧急会议。我用电话电报向他传达了列宁的命令，去攻打全俄肃反委员会部队波波夫叛乱团，或者要它缴械投降，或者运用机枪和大炮的无情火力将其彻底消灭。
波德沃依斯基注意地听取这一切情况，并向我表示，他将在莫斯科河南岸区集结部队，从基督教堂发起进攻，保持各部队之间的联系并保护两翼。这一切安排得非常顺利，但我觉得，这一切执行得很缓慢。敌人远不是那么强大。调一个炮兵连、一个类似克里姆林宫的精锐步兵中队就足够了，给他们配备上机枪，立刻就能转入进攻，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隐藏的这一不大的地区包围起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除在本地区（波克罗夫兵营附近）派出一些人数不多的岗哨和在附近周围派出巡逻队以外，暂时没有任何活动。
电报局、电话局、自来水站和发电站当时真应该由红军部队去占领，宣布这些地方实行戒严并经军事委员进行管理。但是，我们这些非军人，这时已经不能干涉军队事务，必须耐心等待他们按照整个军事艺术规则去制服那些不适应这种艺术的人，去制服那支拒绝服从、腐败堕落为匪徒、妄图以无故破坏革命秩序的手段来动摇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政府合法意志的部队。我觉得这里应当运用革命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致敌于死地的方法，速度和突击必定会在这方面起最主要的作用。
我向列宁汇报了波德沃依斯基同志的决定，汇报了部队不久将在莫斯科河南岸开始集结，在基督教堂附近展开，然后沿着昏暗的街道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拥去（黄昏前他们未必能够完成全部机动），接着再去攻打狡猾的敌人。
“是啊，我们的最高统帅们竟搞了一出大滑稽剧，”列宁善意地含笑指出道。“能不能设法简单干脆些？他们要大打一场真正战争啊！……您要多给那儿打电话，请您提醒他们要尽快结束这一行动。”
不大工夫便召开了人民委员会紧急会议，会上赞同政府部门业已采取的一切非常措施。
六
市里气氛紧张。敌对双方的巡逻队在一些地方相互对峙。落到“那半部”的同志遭到扣留和被捕。不久我们接到报告说，被扣留的有拉齐斯、斯米多维奇[7]和其他一些同志。
所有这些消息引起更大的不安。街上空无行人。几乎没有人敢出门。我时而与电报局通电话，时而和电话局通电话，这些地方我们还是派去了我们的军事委员。
我再次挂电话给电报局。找我们的军代表，可是我却听到了刺耳的答复：
“这里没有任何人！”
我听出是个熟悉的声音，但这声音我怎么也未能猜出来。
“您贵姓？”
“普罗相……”
“看来，社会革命党人占领了电报局，”我寻思道。我放下听筒便把这一消息报告给列宁。
他异常愤怒，激动不安。他要求军队领导听电话，痛骂他们慢慢腾腾。他们答应很快就向前推进。但是诺言又有什么用处呢？
我遭到了记者们的围攻，他们不仅想获得新消息，而且他们自己还报导了市内新闻，同时许多人认为有必要声明，他们的编辑部——当时自由派的报刊还在出版，——及其社会舆论界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乱表示愤慨。
列宁一直很注意工人居住区对这种或那种事件的评价。当我向他汇报各报记者谈论的情况时，他起初对社会情绪的这一实例持不相信态度。可是，事也凑巧，他沿着走廊往自己家走时，向接待室瞥了一眼，室内有许多记者。记者们刹那间把他围了起来，向他提出许多有关事件的问题。他马上先向他们提出问题，他们异口同声地严历谴责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其中一人严肃指出，社会革命党的冒险行为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一丝一毫拥护。列宁快活地向他们提了几点意见，随后便迅速突然地躲藏起来了，象当初出现在他们中间一样。
事实果然如此：确实，任何人一刻都不再拥护左派社会革命党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周围空荡荡的社会舞台上彻底孤立。
七
夜即将来临。不一会儿我们得到新的抓人消息。心情愈加焦虑不安。社会革命党部队已渗入中央。列宁对我们军队指挥人员的行动表示极大的不耐烦。人民委员会得知克里姆林宫卫队中一些人被拘禁。这引起了不安。列宁要我检查一下克里姆林宫里的全部岗哨。我身边带着负责布岗的卫队长——也是我以前的助手，工人米·德·茨甘科夫出去察看并检查了整个克里姆林宫。加强岗哨全都在哨位上，他们非常警惕而且对所有的人都百般挑剔。
夜幕降临。疲惫不堪的人民委员和其他同志坐在椅子和沙发上打盹。有的吃点煮土豆和黑面包抹油，煮土豆是我的小女儿和她的保姆给我们送到人民委员会来的。
两点钟左右，我们终于获悉，部队已集结完毕，已展开，正在沿着沉寂无人的街道向前推进。行军医院已设立。行军灶已安置妥当。一切都在行动中，指挥人员不知疲倦地运用一切战略战术规定。
“终于向前推进啦……你看，真够慢性子啦……”列宁怒气冲冲地嘲笑说。“幸亏我们的敌人还算温和，闹腾了一顿，就安于小成，睡起觉来，否则这样的部队是要倒霉的……”
八
天开始放亮，在朦胧、灰色、尘土埃埃的莫斯科上空呈现出鱼肚白。我们大家来到克里姆林官院内登上了城墙。列宁举目凝视着据估计可能是社会革命党人藏身的地方，仿佛想要看清他们，也要好好看看我们早已逼近这一地区的部队。我们的部队就要开始作战了。传令兵携带着给列宁的报告骑马飞奔而来，报告说，社会革命党人已被包围，即将开炮。
“到底等到啦！……”大家轻松地说出了这句话，我们不由自主地回头向雾气腾腾的远方望去，谛听着静处，不知是什么声音轻轻地划破了这种沉寂。
就在这时，在这黎明前的沉寂中，一件东西发出轰隆一声巨响，随后便消失了。在灰蓝色的地平线上，远处一条深红条带染红了天际。
我们紧张地侧耳谛听，可是再没有听到响声。
“难道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吗？”
“好象是……”不知是谁说道。
接着我们便走下城墙。在人民委员会台阶附近，列宁接到一份报告，报告说，社会革命党人正在狼狈逃窜，电报局已被我军占领，我们正在夺取社会革命党人设防的楼房。
“那么，捷尔任斯基呢？”不知是谁冒出了一句。
“没有音讯。”
九
当人人都明白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这一次发动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一场有准备、有目的地要夺取政权的暴乱之后，不言而喻，有必要立即采取<政府公告>号外形式把整个情况告知民众。这样的公告发表过三次。第一次公告发表在左派社会革命党暴乱的第一天，向居民通报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被杀害的情况。很遗憾，这份公告，我无法找到了[8]；第二次和第三次公告，我保存的是传单，这两份公告首先是以传单形式发表并在莫斯科散发：张贴和散发给居民。第二次<政府公告>由列宁亲自起草，由人民委员会签发，向居民通报了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人民委员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决议。[9]
请看这份历史文献原文。
政府公告 第二号
昨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票赞成人民委员会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所谓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最近几周已完全转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立场上，他们决意阻挠全俄代表大会继续进行。他们反对绝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的意愿，决意要把苏维埃共和国拖入战争。为此，昨日午后三时，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一个党徒杀害了德国大使。同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企图施展暴乱计划。布尔什维克党人、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同志，当他来到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一支部队的驻地时，竟遭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徒背信弃义地扣留。遭到同样背信弃义地扣留的还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拉齐斯同志、莫斯科工人和红军战士代表苏维埃主席斯米多维奇同志。一支人数不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部队闯进电报局达两小时之久，在他们被赶出那里以前，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拍发了若干封欺骗性的、不知羞耻的电文。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说布尔什维克在向莫斯科集结战俘云云，完全是和猖獗一时的黑帮分子、白卫分子、英、日帝国主义者一个鼻孔出气。
人民委员会自然不能容忍一小撮知识分子利用炸弹和幼稚的阴谋来瓦解工人和农民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意志。苏维埃政权依靠全俄代表大会的职能，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平定可鄙、荒唐无耻的叛乱。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被苏维埃政权扣留在剧院建筑物内。目前，苏维埃部队已包围了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者构筑工事的地区。勿庸置疑，在最近几小时内，俄国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乱必将平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疯狂、无耻的冒险行为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将会产生怎样进一步的结果，目前尚无法预计，但是，假若德国的极端帝国主义的党占了上风，假若战争再次强加在我们这个民穷财尽、孱弱无力的国家身上，那么，这一罪过要全部归咎于左派社会革命党这帮变节者和叛徒。
在这危机时刻，全体工人和农民要清醒切实地估计形势，紧密地团结在全俄工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周围吧。
人民委员会[10]
1913年7月7日
……
假如说我们清楚地感觉到我们消灭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么我们同样清醒地明白，德国大使被害事件仅仅是开头，因为大使馆，很明显，是在等待本国政府从柏林发来指示。鉴于这一情况，我国政府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米尔巴赫被害案件组织侦察，对使馆竭力进行警卫。
政府的整个注意力集中在设法调解与德国人的冲突，因为新的战争阴影已笼罩在经济完全破产的俄国上空。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不得不拿出很多精力来彻底平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
十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来彻底消灭这股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彻底歼灭他们，凡是能够扣留的，均要扣留。
非常清楚，整个这一冒险行动随着波波夫部队的逃跑而完蛋了。眼下波波夫的那支部队不再能骚扰所有的人了，因为我们特别了解，这群乌合之众无法逃出郊区小饭馆以外的地方，黄昏之前，他们或者负荆请罪，或者被警察拘留。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头面人物当然想法赶紧溜掉，好采用种种办法在外省对苏维埃政权捣乱。不言而喻，他们多数人是会乘汽车顺着公路在莫斯科半径范围内偷越关卡溜掉的。同样，大家也确信，左派社会革命党上层中的多数人分散在市内各私人住宅里，他们正夸夸其谈，盼望事件的结局，借波波夫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之手渔翁得利，准备宣告自己是当今之英雄。因为现在还是清晨，所以，我想，毫无疑问，他们的多数人正在安乐窝里坦然自在地睡大觉。这些安乐窝一向是由资产阶级心甘情愿地提供给这些革命的唐·吉珂德们的。这些唐·吉珂德们对自己的功绩一贯大吹大擂，每人腰包里始终装有几份现成的爆炸、暴乱、阴谋计划，每人都在自己的各中央机构里安插几名能干的奸细和叛徒。
所以，下达相应的命令逮捕这一大批背离社会主义的发酵膨胀的爱国者，还来得及。我首先向全俄肃反委员会传达了列宁的电话电报，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去处理波波夫的叛逃部队，竭力将其一批批扣留住，立即解除被扣留人员武装，并用卡车送往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内部监狱，武器要送交全俄肃反委员会武器库。凡是估计左派社会革命党可能过夜的一切住宅，均派全俄肃反委员会精锐部队去搜查，很快便获悉，捷尔任斯基的副手亚历山大罗维奇在企图乘坐小汽车溜掉时被捕。几天后，经全俄肃反委员会审理其案件，他被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会判处极刑，立即被枪决。他一度曾是恐怖分子、民粹派的崇拜者、二月革命时期的工农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骗取了无产阶级国家的信任，被推荐担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的要职高位，现在居然跟随他的全党铤而走险，竟胆敢要推翻无产阶级国家，终于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十一
不用说，部队已奉命跟踪追击叛逃者——多数向罗果日关卡方向逃跑。此外，我马上向各镇、市执行委员会分别下达了由列宁签署的命令，要求立即传达给莫斯科县各乡苏维埃，传达给莫斯科方圆三十俄里环形地带内的位于公路附近的各工厂委员会和各工厂共产党支部，建议在公路各处放下拦路杆并在其附近派驻工人武装纠察队，同时在各桥梁上阻截一切车辆，仔细检查汽车，凡发现有一点可疑的乘客，应逮捕送往莫斯科查明身份。这样，一切退路全被切断，在这些哨卡上截获了相当大的一批叛逃者。
十二
“我又回来啦！”捷尔任斯基愉快地说道，急忙走进人民委员会办公厅。
“你到底回来啦！”我们向他致以热情问候。
任何一份情报都没有关于捷尔任斯基的任何消息。所以，我们揣测不出他在什么地方。有人以为他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带走作为人质；有人揣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把他给枪杀了；有人确信他已逃走。但是，谁都不知道任何确实情况，所以大家都焦急不安。
立即召开了人民委员会临时会议，由列宁主持，会上，捷尔任斯基详细地叙述了自己所经历的“冒险奇遇”。
原来，他离开德国大使馆决意要恢复全俄肃反委员会这支部队的军纪，便径直朝这个营的驻地走去。哨兵们一看见自己的总长便惊慌失措，也没问口令就放他进去。捷尔任斯基叫来了波波夫，命令他报告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波波夫惘然不知所措，便嘟嘟囔囔地说部队拒绝服从，说他无能为力，已由他人指挥。波波夫在第一个理由的借口下出去了。可是好久不见有人来，一阵静悄悄。捷尔任斯基向门望了一眼，看见有个哨兵紧贴房门。他明白被捕了。过了若干时辰，拉齐斯和斯米多维奇被带进他的房间。他们热烈地讨论了局势，然而他们本人并不知道社会革命党人要干什么。
到了黄昏时，这支部队一日间闹得摇摇欲坠的纪律完全松垮下来了。出现了醉酒者。随随便便离开哨位和巡逻队。有人在外面抢劫。有人把妓女拖进部队的营房里，深更半夜喝得酩酊大醉，随便凑个地方就睡起觉来，把枪枝忘得一干二净。
“我叫波波夫到我这里。他来了，”捷尔任斯基讲述道，“接着我便指责他怎么可以使部队涣散得谁都不听从他的话，从前纪律非常严明的一营人转眼之间竟堕落为一群玩忽职守的强盗和醉汉。波波夫沉默不语，偶尔语无伦次地只是嘟哝几句。
“把您的手枪给我交出来，”捷尔任斯基命令道，“我要枪毙您这个废物，您的卑鄙行为玷污了全俄肃反委员会。”
波波夫面色苍白，枪也没交就撒腿夺门而逃。
“您是个胆小鬼，您是个可耻的胆小鬼，”捷尔任斯基朝他的身后喊道。
波波夫躲藏起来，再未敢在这位目光明察秋毫、意志坚不可摧的上级面前露面。
“除了等待一切平静下来再试图逃出这所房子，别无其他办法。我心里明白，我们的人眼看就要来临，在一片慌乱中或许能够逃出去，或许可能被就地杀害。”
“浑身感到困乏，在这一片寂静中，我们也打起盹来，一些喝得酩酊大醉的男男女女不知在什么地方半睡半醒地直声直气地哼唱着不连贯的醉酒歌，这歌声不时地划破了这寂静的夜空。正当我睡意方浓时，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噼里啪啦震天动地。房子晃动起来。天棚和墙檐上的泥灰纷纷落到我们身上，玻璃震得粉碎，门掉下来悬挂半空。我们蓦地站立起来。这是一发炮弹打落在我们的房子上。引起一片极度慌乱。所有的人纷纷跳起，不顾一切地喊叫。有的抓起枪支，有的把枪扔掉；个个东奔西窜，敲砸窗框，从窗户跳出去。我走到隔壁屋里，思量着：“‘应该马上逃出去。’我们走进一间缺了半堵墙的屋子里，从这个洞口我们跳到外面，混在人群中迅速隐蔽起来，不大工夫便到了我方部队所在地。”费·埃·捷尔任斯基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叙述。
波波夫的队伍可耻地、拚命向四面八方狼狈逃窜，未放一枪，未做任何抵抗。该部队的指挥官也贪生怕死地溜出后门，穿过左邻右舍的院子，朝库尔斯克火车站、罗果日哨卡逃窜。
在全俄肃反委员会部队及其最高会务委员会中不仅暴露出不服从现象，而且暴露出卑鄙的叛变行为，不言而喻，政府对这种极端严重的事态不能置若罔闻。决定进行彻底追查。捷尔任斯基提出辞呈。为此，公布了中央政府的特别决定，其全文刊登在《政府公告第三号》中。这项决定不仅公布于报纸，而且张贴于市内各处。其全文如下：
决 定
鉴于捷尔任斯基同志表示他作为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被害一案的主要见证人之一，必须辞去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人民委员会现任命彼得斯同志为该委员会临时主席。
兹宣布撤销非常委员会会务委员会。
为了撤换该会务委员会中一切直接或间接地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员勃鲁姆金的阿捷夫式卑鄙叛卖活动有牵连的委员，现责成彼得斯同志于一周内向人民委员会提出一份关于非常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情况的报告。
1918年7月7日于莫斯科[11][12]
………………
十三
这场变成了悲喜剧的闹剧就要收场了。我们的部队不久便撤回营房。警察和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全歼新生的反抗分子，各地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规定的法制和秩序。
这次迅速粉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行动（尽管我们觉得是那样缓慢），在市内却产生了惊人的影响。
1918年7月7日午后四时，政府就公布了它的第三号公告，政府在公告中列举了粉碎这次反革命新的进攻的结果。
政府公告 第三号
7月7日午后四时
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莫斯科的反革命暴乱已被平定。左派社会 革命党部队纷纷狼狈逃窜。兹命令逮捕和解除一切左派社会革命党部队的武装，首先要逮捕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逮捕时如遇武装反抗一一要就地枪决。
已逮捕了数百名反革命暴乱的参加者，其中有大名鼎鼎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员——亚历山大罗维奇，他曾在肃反委员会中担任副主席职务，但却干着阿捷夫式的勾当。
号召工人和红军战士们要提高警惕。武装动员工作应继续进行。直到左派社会革命党部队的一切人员不能为害为止。
[13]
十四
“为调查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被害和所谓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7月6日和7日在莫斯科组织反革命暴乱一案，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其成员有：彼·伊·施图契卡、弗·金基谢普和雅·谢·舍印克曼同志”。
[14]
人民司法机构开始调查所发生的这许许多多孕育着严重政治后果的事件。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显然接到了柏林的强硬指令，向我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要求。凡涉及满足蒙受苦难的德国人面子的一切事宜，列宁吩咐完全照办。在政府成员的参加下，由陆军仪仗队的护送，我们隆重地将被害的大使遗体运往火车站。对这次意外事件，我们多次陪礼道歉，因为列宁坚决表示，只要能消除战争的可能性，我们就要踏踏实实地解决一切要求，因为“工农的每滴血，对我们来说，要比几万个资产阶级贵族政府成员及其阶级同盟者的头颅更宝贵，”——他曾一再地这样反复说过。左派社会革命党暴乱的事实本身帮了我们大忙，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一极其粗暴的挑衅行为是极端敌视苏维埃政权的队伍的人干的。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如此迅速被镇压、叛乱分子老窝被搜捕、罪魁祸首被严厉惩办，立即叫所有的人懂得，我们共产党政府牢牢地掌握着政权，绝不姑息任何人。所有这一切情况，毫无疑问，对德国统治阶层发生了影响，一场几乎不可避免的战争阴影开始逐渐消失。但是，正如常言所说，得寸进尺。德国人以为，苏维埃俄国已软弱可欺到他们在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又可以在俄国随心所欲的地步。显然，他们忘记了二月的教训，1918年他们乘旧军队将全部武装炮火装备遗弃在战壕和战场上，偷偷溜回家中彻底瓦解之机，才在普斯科夫城下转入进攻。德国人忘记了当时彼得格勒各工厂午夜十二时，即接到德国人占领普斯科夫的电报四十五分钟之后所发出的警报。他们忘记了，翌日重新被动员起来的工人一营营整齐的队伍胸中燃起新的怒火，应召去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疆界，奔向国境的情景。他们忘记了增援的装甲列车象一堵不可逾越的屏障屹立在当时俄国国境上，迅速击退来犯的德国军队的情形。
很明显，这一切德国人全都忘记了，现在他们竟以霍亨索伦所固有的那种厚颜无耻的态度，向苏维埃政府提出把自己的士兵作为常规部队开进莫斯科来保卫大使馆的要求。
十五
此刻，列宁正在莫斯科郊外，卡马罗夫卡村镇附近、塔拉索夫卡村一侧的马里采勃罗多沃避暑地。此地位于克利亚齐姆河沿岸，有一座风景相当优美的庄园。这座庄园从前属于恩·弗·索洛维约夫医生，现为“林中空地”农业托拉斯所在地。正是在这个地方，根据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的建议，为列宁及其一家安排了避暑休假。列宁经常到这里来。
我和我的家人也住在列宁一家住的那栋厢房。我因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职务在身，同莫斯科保持直接电话联络，即使在乡下也仍然接到全部紧急情报，但凡是可以推迟的，我都尽量推迟到星期一办，而不愿意过多地打扰列宁。我知道，他需要绝对的休息，尽管七天中仅有一次。当时，他一周来疲劳过度，加上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直闹病，这就够打扰列宁的啦。
左派社会革命党暴乱被平定之后，列宁恢复了他的马里采勃罗多沃旅行。一天，莫斯科来电话，报告了德国政府的最后通牒。在最后通牒的一系列条件中指出，德国政府坚决要求派一营帝国军队士兵进驻莫斯科，唯有他们，德国政府才可以信赖能保护德国皇帝陛下的大使的崇高人权，并指出，这一要求是最后通牒式的，不实行这项要求，必将引起通常最后通牒所产生的一切后果。
那个时期是异常艰难的。这不是我们后来用我们联盟工人的财力迅速组建起来的一个军用飞行大队来回答寇松[15]的最后通牒的时期。当时我国军队尚处于萌芽阶段，暴乱四起，一场新的战争会把我们拖进难以估量的灾难之中。
我怀着沉重、受压抑的心情，立即去向列宁汇报收到的这一简明消息。
我告诉他莫斯科发来极其重要消息。
“来自德国人的吗？”
“是的，”接着我便把话传电报递给他。列宁急忙把它看完，再读时，脸色变得苍白。
“就是说，他怒火满胸膛，”我思忖着。他不再看电文，抬起头来，一双睁大的眼睛射出坚贞不屈的光芒。
“他们要干什么？……啊！……坏蛋！这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所求之不得的。要把我们变成殖民地吗？……办不到！……”接着他小声地笑起来，我知道，在这笑声后面，一位大政治家、不屈不挠的革命者的坚强而明确的决定已在他胸中形成。
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急步走了几个来回，房间里摆着两张床和一张他办公用的小桌子。
“好，我们一定答复他们，”他威严地说道，随后象平时工作或演讲之前那样，两只手抚摸了几次头，把一度鬈曲的一缕发丝捋平。
他突然微微一笑，甚至小声地笑起来，然后坐在小桌旁，把一叠半张公文用纸挪到跟前，立即埋头写作。
十六
一阵鸦雀无声。我悄悄走到屋外。大家意识到，现在是决定我国革命命运、俄国前途的时刻，俄国的声誉和尊严正在经受考验。
我知道，列宁已估计到左派社会革命党卑鄙地暗杀了德国大使所引起的最坏后果；他预感到战争，这一点在他起草的《政府公告》中已宣布过。任何最后通牒都不能使列宁措手不及，因为他对一切始终富于预见、深谋远虑，对整个欧洲的复杂局势了如指掌。
但是在这庄重、令人不安的时刻，心情仍然紧张。
这时，房门打开，他向我们走来，两眼雪亮，闪现出刚毅顽强、坚忍不拔的意志。他站立着，清楚而冷静地、仿佛发表宣言似地宣读了苏维埃政府对德国人最后通牒的答复，答复中，每一个词都体现出民族代表的气势磅礴的尊严，每一行字都充满着愤怒的火焰，每一句话都表明了政治觉悟日益提高和取得独立自主的人民革命群众的不屈不挠精神和英勇决心。
十七
“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由于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俄国工人和农民不得不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承担这一异常沉重的任务。在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意志是十分明显的：劳动阶级需要和平，需要休息，以便从事生产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积蓄和增强在痛苦的战争中消耗殆尽的力量。
政府为了实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志，严格地履行了布列斯特和约的苛刻条件，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同德国政府进行的关于明确规定我们应付的款项以及我们决定在尽短的时期内支付的办法的谈判已有相当进展。
但是，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严格履行布列斯特和约的条件，维护工人和农民要求和平的意志的同时，从来没有忽视这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过这个限度，那末就是爱好和平的劳动群众也一定会万众一心地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国家。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愚蠢的、罪恶的冒险行为把我们拖到了战争的边缘。与我们的愿望相反，我们跟德国政府的关系不能不紧张起来。我们认为德国政府要想加强自己大使馆的警卫工作的愿望是合理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充分满足了这个愿望。
德国政府通知我们，希望我们（还不是无条件地要求我们）允许一营武装的德国军队开入莫斯科，我们回答说（现在在工农苏维埃政权最高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再把这个回答说一遍），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满足这种愿望，因为这在客观上是外国军队占领俄国的开始。
我们只能象回答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和英国人在北方的军事行动那样来回答这一举动，那就是：加紧动员，号召所有成年工人和农民进行武装反抗，并且在暂时必要退却的情况下破坏一切交通、仓库、特别是食品，使这些东西不落到敌人手里。那时，战争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但也是必不可免的，而俄国工人和农民一定会和苏维埃政权一起进行这场革命战争，直到最后一口气。
苏维埃政权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跟从前一样，仍严格地遵循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目前正当阴云密布，战争危险加剧的时候，白卫军、地主及资本家的走狗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罪恶的冒险行为在人民心目中就会显得更加罪恶，我们竭力支持并且实行对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坚决谴责的叛徒们的无情镇压。如果战争不顾我们的一切努力而成为事实，那末我们就不能对左派社会革命党叛徒匪帮抱任何信任，因为他们会践踏苏维埃的意志，实行军事叛变等等。我们要从无情地镇压那些进行疯狂冒险活动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有意识的阶级活动的（地主、资本家和富农）反革命分子中吸取新的力量来应付战争。
我们向全国的工人和农民呼吁：“同志们，要加倍警惕和谨慎，要坚持到底，大家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为了保卫劳动者、被剥削者和贫民的利益，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在必要的时候大家要献出自己的生命！’”
[16]
这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从他那里听到这一希望。他把他的著名宣言《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交给我时也是这样，几乎用同样的言词。这篇宣言他是在德国人进攻彼得格勒的那天早上一气呵成写出来的，当时他从自己办公室看见了窗外一夜工夫被动员起来的一营一营的工人正向普斯科夫郊外的德国人冲杀过去。
我回到自己办公室，立即在这份现已由我转交列宁研究院的文件上题了字：
“此件由列宁亲自交我保存。列宁要求抄一份送去打印，原件不准交给他人。
弗拉·邦契-布鲁也维奇”
我立刻仔细研究了列宁亲手起草的并转交给我的这份历史文献。文献几乎没有涂改的地方。从几处用兰铅笔修改的地方可以看出，列宁在大声宣读之前，对这份文献校阅过。有的地方用兰铅笔写的不清楚的字母，点了逗号，在稿子的第二页上均根据意思作了极重要的订正。列宁在“一定会万众一心地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国家”一句中用“国家”一词替换了“国土”一词。
列宁亲笔撰写的这份原稿文件共五页半书写用纸。次日清晨，苏维埃政府对霍亨索伦王朝一伙及其整个宫廷、军事集团的厚颜无耻的奢望的这一真正革命的有力回击，已为家喻户晓。
在莫斯科感到局势异常紧张，但是大家心情已轻松下来。被帝国主义战争拖得疲惫不堪、因国内战争爆发消耗巨大精力的人民群众，清楚地意识到，无论如何，都必须给德国人以回击，任何人永远不会容许他人把我国变成殖民地，在俄国实行占领。
德国人明白，坚持自己的荒诞无稽的要求是不成了。这个紧迫的难题多少有些缓和，没有达到发生冲突的地步。德国国内的事件正在形成。德国统治集团不得不首先考虑它自己的命运。军事方面它不走运了。德国军队从俄国境内迅速后撤。德国革命即将来临。
十八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作为叛乱分子已被彻底粉碎。各地普遍把他们从工人中间、从政府和经济部门中清洗出去。原先同意他们观点的工人，现在对该党的整个冒险主义本质立即看得很清楚，他们完全明白，他们一贯采取的那种国际阶级立场是不可能引出任何好的结果来的。他们的纲领不是建立在牢固的阶级基础之上，因此演化出荒诞无稽的极端敌视无产阶级和贫农利益的策略，当然也就不可能与我国十月革命最重要的奠基石———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共同之点了。况且，这个纲领已经表明它与无产阶级专政是势不两立的。综合上述情况，使得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尚有关系的最后一批为数不多的工人群众脱离了他们。一小撮落得个一场空的“领袖们”也只好流亡国外，在国外勉强求生，沉湎于对过去的留恋，很明显，他们完全忘了“好景不常”。
许多年过去了……苏维埃政权经受住各种最艰难的考验，已成为不可战胜的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也象右派一样，已被送进历史档案馆。人民的革命政权业已巩固，执政的是我们团结一致的、在庄严地实践列宁遗嘱的共产党。
1926年于莫斯科
[1] 最初发表在《青年近卫军》杂志1926年第12期上。
[2] 格·瓦·契切林（1872-1936）——苏联国务活动家、杰出的外交家。从1904年到1917年，侨居国外，1905年在国外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加入俄共（布）。在布列斯特和平谈判的第二阶段，任苏维埃和谈代表团团员。1918-1930年，任外交人民委员。曾率领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和洛桑国际代表会议。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3] 1918年7月4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代表大会上，对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提案采取了明显的敌对立场。7月6日，代表大会工作由于爆发了左派社会革命党叛乱而中断。代表大会于1918年7月9日复会，7月10日闭幕。
[4] 波·达·卡姆柯夫（卡茨）（1885-1938）——社会革命党首领之一。因反革命活动被捕并被军事法庭叛罪。后在统计部门工作。
[5] 玛·亚·斯皮里多诺娃（1884-1941）——左派社会革命党首领之一。
[6] 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莫斯科1959年版第2卷第530页。——编者注
[7] 马·伊·拉齐斯（扬·弗·苏德拉布斯）（1888-1938）——1905年起为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时期为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32-1937年，任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彼·格·斯米多维奇（1874-1935）——1898年入党。1905年，是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的积极参加者。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和经济负责工作。
[8] 这项政府通告刊登在：《真理报》1918年7月7日第138号上，《消息报》1918年7月7日第140号上（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2卷第530-531页）
[9] 第三次政府公告题为<政府公告第三号，7月7日午后四时发>，内容包括：（1）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被彻底粉碎，开头的几句话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莫斯科的反革命暴乱已被平定……”，（2）题为《成立调查委员会》的公告：（3）决议，开头的几句话是：“考虑到捷尔任斯基表示对他必须……”，等等。政府公告第三号结尾再次注明日期，“1918年7月7日于莫斯科”。
同一决议的所有这三部分，我们均发表在我们这篇回忆录的有关章节中。
[10] 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2卷第532-533页。——编者注
[11] 《消息报》1918年7月8日第141号。——编者注
[12] 人民委员会接受了费·埃·捷尔任斯基的辞呈，但在组建，肃反委员会新的班子时，又重新吸收了他；1918年8月22日，人民委员会重新任命费·埃·捷尔任斯基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
[13] 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2卷第534页。 ——编者注
[14] 见同上，第536-537页。——编者注
[15] 指英国外交大臣寇松1923年5月向苏联政府发出的含有许多诽谤性的指责和挑衅性要求的最后通牒。
[16] 《列宁全集》第27卷第505-50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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