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邦契-布鲁也维奇《忆列宁》

弗·伊·列宁对发明事业的态度[1]



　　当我们在国内战争连续不断的战斗遍及我们整个年轻共和国的情况下，刚刚着手解决和完成恢复工厂生产的一些极端困难、极端重要课题的时候，整个民众的有生力量便开始流动，寻求出路。大家知道，在战争、饥饿、寒冷和武装干涉的环境中进行恢复工作是多么困难啊。
　　生产下降了，劳动生产率下降了。很多工厂的工人逃荒到乡村。剩下的人勉强维持生产。我们党、苏维埃政府依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依靠有高度技能的无产阶级有觉悟的干部，为了勉强维持我国国有化工厂、矿井、矿场和运输部门的生产，不得不花费了许许多多的精力和力量。各地都有精力充沛的工人，为我国自身的生存而在各条战线上进行的伟大斗争不仅没有挫折他们，不仅没有削弱他们，反而更加鼓舞了他们，更加激励了他们。这些真正的革命干部是一种原动力，它使人精神振作、奋发向上、毫不气馁、精力充沛地一次又一次地去斗争，去组织生产。尽管存在这些艰苦的生活条件，但是，在工人和专家中间，发明创造的火焰永不熄灭，永远在燃烧。这些发明旨在降低产品成本，减少资金和原料的消耗，加速生产自身过程，保护生产力本身，越来越多地利用大自然的力量和财富造福于人类和社会。
　　在革命的头几个月里，人民委员会还在彼得格勒时，屋里就堆满了各种各样新方案、新发明和各种设备的建议书。
　　每当我把这些建议书向列宁一一汇报时，我总是得到他要极端认真地对待这些建议的一贯指示。
　　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2]和迁都莫斯科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主持发明事务的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弗·威·林格尼克工程师，一切渴望造福于我国而且往往造福于全人类的人也到他那里去。我们非常清楚地懂得，这里会有不少空洞计划和想入非非的现象，因为我们当中谁都不了解成千上万的人长期寻求方圆法、点金石等解决的过程。然而，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在这成千上万的发明者当中，定会出现一些必须予以重视的发明家，他们能够提供新的和重要的东西，因而必须孜孜不倦地劳动。
　　列宁亲自参加过一系列重大发明的讨论，这些发明，按照列宁的看法，在各种实用科学学科中具有划时代意义。例如，列宁非常重视米·亚·邦契一布鲁也维奇[3]工程师在无线电方面成功地进行了许多发明和改进，列宁在自己住处接见他，长时间地同他交谈，帮助并主张要在下新城（现高尔基市）为他建立实验室。
　　列宁对泥炭工程师罗·爱·克拉桑[4]的发明也特别重视。列宁认识克拉桑已很久了，早在1894-1895年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小组里就认识了。当时，列宁同他这个在理论上不一贯的人热烈地争论过。这当然没有妨碍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同自己的论敌重新会见，而且极其重视这位造诣很深的电气工程师所具有的巨大才华。他不愧是列·波·克拉辛[5]和格·马·克尔日机诺夫斯基[6]的助手，他在自己所在的部门做了许多事情，后来在履行自己职责时突然过早地逝世。
　　当克拉桑同志的发明已深入研究得可以考虑在实践中予以应用时，列宁经过多次谈话，表示愿意了解一下实际生产情况。由于列宁没有任何可能前往泥炭沼泽地（因为当时已是深秋），所以决定摄制生产现场的影片，并在克里姆林宫放映。影片是在克拉桑同志作关于开采泥炭新方法的简短报告之后放映的。列宁十分仔细地观看了影片。此后不久，列宁经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特别法令来帮助实现整个这项事业，并当即给克拉桑同志写了一封很有意思、很能代表列宁性格的信。

“克拉桑同志：
　　我担心您，——请原谅我的直率——不会利用人民委员会关于泥炭水利开采法的决议。我所以担心，是因为看来您在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毫无意义的幻想’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了，而没有足够地注意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过渡时期的极其独特的特点。但是，我说这些话不是为了责备您，也不只是由于回想起1894-1895年和您在理论上的争论，而是为了纯粹实际的目的。
　　为了很好地利用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必须
　　（1）最密切地注意决议的执行情况，当决议受到破坏时，就毫不留情地严格地及时提出控诉，当然，对于控诉要选择适当的时机，要根据‘不轻言，言必中’的原则。
　　（2）时常——也要根据同一个原则——写信给我（注意在信封上要注明：某某人寄，因为某某事情）：
　　鉴于‘泥炭水力开采法’具有全国性的重大意义，
　　我要就某某问题
　　对某某人或某某机关
　　提出警告或质问（警告或质问的草案用另一张纸写好）。
　　如果您不骗我，就是说警告和质问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没有本位主义的纠纷和争吵），我两分钟内就在警告或质问上签字，它们有时会带来实际好处。
　　祝您的发明迅速获得巨大成就！敬礼！

弗·乌里杨诺夫（列宁）”[7]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在这里，在这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上，列宁也没有忘记理论上的观点，因此便把优柔寡断、不够坚定、意志薄弱、以及必要的和毫不留情的严格要求同“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毫无意义的幻想”联系在一起。
　　似乎会觉得，这些不确切的理论对用新方法开采泥炭能有什么关系，可是事实证明，由于理论不正确，就不可能有足够旺盛的革命热情和对待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这个极其艰难和极其独特时期的事业不可能有正确态度。因此，连政府的法令也就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足够的勇气来利用了。
　　列宁认为必须极端认真地关怀一切发明幼芽并让这一切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芽有可能茁壮发育。

　　列宁写道：“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 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管’ 这些嫩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是不免会死亡的…… 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支持各种各样新事物的幼芽，生活本身会从中选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一位日本学者，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六百零五种药品，直到制出满足一定要求的第六○六种药品为止，可见要想解决战胜资本主义这一更困难的任务的人们，也应该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来试验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得出最适当的办法为止。”[8]
　　早在当时，即在二十年代，当全部力量都投到军事战线时，列宁就花费很多时间来考虑我国工业化问题。他非常清楚地懂得，我们唯一的生路就在于正确地提出、果断坚决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只要我们还是个农业国，我们就得依赖敌视我们的那些国家，这些国家掌握有恢复工厂生产的各种设施的重工业。列宁同时还不倦地注视着各种各样的发明，认为这是我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农业国这一极其伟大过程中的一个因素。在这方面，他对所有的一切都感兴趣：电灯啦，机车制动器啦，人造鞋掌啦，巧克力糖啦，葵花子乳脂啦，无线电装置啦，液体泥炭啦，锅炉节煤装置啦，等等。
　　列宁非常清楚地知道，有许多事物是想入非非、空洞虚幻的东西，必然要被淘汰抛弃掉。但他总是竭力支持一切新事物，因为他知道，凡确实有用的和健康的事物一定会占上风，成为日常现象。
　　关于这一点，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一封信是很有意思的，这封信列宁是1921年11月26日寄给他的。信的内容是：
　　“格·马·，今天《真理报》上关于蔡科的发明的消息是怎么一回事？是又一次谎言吗？假如当真这样，那为什么要刊登有关距离爆炸的消息呢？请写封短信来；也许需要问一下哈尔科夫或把蔡科叫来，或用电话同哈尔科夫有关专家谈一谈？

您的　列宁”

　　有关距离爆炸的这条简讯发表在1921年11月26日的《真理报》上。它未能使列宁相信，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于当天给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写了另一封信，信中说：
　　“我同邱巴尔谈过了。原来，他知道这项发明，并说他们的专家和教授们讨论过，也认为是一项重大发明。据他说，材料也好，发明家也好，我都可以调来，要不要派到下新城邦契-布鲁也维奇[9]那里？请考虑一下并写信给我或尼·巴·哥尔布诺夫，我将委托他监督执行和检查。

您的　列宁”

　　只要涉及到发明事业问题，列宁总是这样对待的。
　　我们知道，许许多多的发明家在其平凡道路上经受怎样的苦恼啊，他们往往要克服漠不关心的冷遇，要冲破官僚主义的围墙。
　　列宁对这个极端重要问题的令人惊异的敏感精神，应成为我国工业活动家和工业领导机关如何对待发明事业的榜样。

1929年于莫斯科




[1] 该文最初发表在《发明者》杂志1929年第2期上。

[2]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人民委员会下设的机构，1917年12月2（15）日成立（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第172-174页）。

[3] 米·亚·邦契-布鲁也维奇（1888-1940）——苏联科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在发展无线电技术方面起过卓越的作用。1918年，米·亚·邦契-布鲁也维奇领导了下新城无线电实验室，该实验室一直存在到1920年。根据列宁交给的任务，米·亚·邦契-布鲁也维奇设计了并于1922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功率强大的莫斯科共产国际无线电广播电台。

[4] 罗·爱·克拉桑（1868-1926）——非常著名的电气工程师，水力开采泥炭问题专家，他发明了泥炭水力开采法。

[5] 列·波·克拉辛（1870-1926）——职业革命家、著名的苏联国务活动家。自九十年代起，他就参加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他属于布尔什维克。他积极地参加了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1918年，他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交通人民委员。1919年起，他担任外交工作，1922年起，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年起，是驻英全权代表。

[6] 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1874-1959）是一位革命运动最老的活动家、动力工程学家、科学院院士。1920年，他受列宁的委托，领导了全俄电气化委员会。在1921-1930年间，他领导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从1924年到1939年，他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从1929年到1939年，是苏联科学院副院长。

[7] 参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460-401页。——编者注

[8]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14-15页。——编者注

[9] 米·亚·邦契一布鲁也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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