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俄国

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战斗岗位上

列宁在俄国^[1]

（二月革命以后，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七月武装游行示威之前）

　　二月革命爆发了，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结束了尼古拉二世的君主制度。我们这些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尽管当时在各新产生的机构中处于少数地位，但只要有机会，我们就非常积极地参加维护新秩序和执行我党路线的斗争。
　　我们的党报《真理报》对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的多数成员^[2]中存在的妥协主义倾向立即采用了尖锐的措辞。许多人对此感到不快，猛烈抨击《真理报》。当时关系紧张到了何种程度，从下面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当我把社会民主党（布）关于这场革命的宣言^[3] 刊登在1917年2月28日晚出版的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4]第一号增页上之后，当然我没有请示任何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里，许多人便猛烈抨击我。我“安抚”这些恶意吹毛求疵者的是一项通告：除在苏维埃报纸刊登外，我还把宣言印成十万份传单，在彼得格勒四处张贴，到各工厂和兵营散发，寄往俄国各地。这便成了我在《消息报》的第一条“罪状”，因此后来，当我的 “罪过”累累时，我竟遭到了孟什维克伪君子们的教头——策烈铁里^[5]本人的当众追查和盘问；最后就因为我信仰布尔什维主义把我的《消息报》编辑委任状给剥夺了^[6]。
　　尽管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各地努力进行自己的工作，尽管我们的力量由于许许多多同志从流放地、从监狱、从北方、从西伯利亚、从偏辟的地方归来而大大加强，——尽管如此，但是在瞬息万变的政治事件的形势下，却感觉到在一切事关重大的工作中缺乏统一意志和统一领导。大家感到缺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我们知道他在苏黎世那里焦虑不安、苦闷难熬，当然也在采取各种办法尽早回到俄国。但是任何一点确切消息都没有。仅仅有列宁的一篇题为《远方来信》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由一个归来的侨胞出乎意外地转交给列·波·加米涅夫的，并立即刊登在《真理报》 ^[7]上。这是来自苏黎世的第一个信息，是列宁对俄国当时发生的巨大事变的第一次评论。我们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期望：随着来信，他会不会有朝一日回来呢？可是不久便传来消息说，俄国的“同盟国”——法国和英国政府既不愿意叫列宁和曾跟随他的布尔什维克回到俄国，也不愿意叫政治流亡的国际主义者到俄国，生怕他们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革命宣传和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宣传。
　　这些消息是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得到的，但是，当时执委会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对协助我国政治流亡者脱离异乡返回祖国支援革命斗争，从不过问。当时，操纵苏维埃的孟什维克集团对待布尔什维克的态度生硬、敌视到了这种程度，在我们得知侨居瑞士的流亡者拍给苏维埃许多电报已两周尚未收到任何答复之后，我们对苏维埃操纵者们的这一可耻行径就十分清楚了，因为在其他各方面，我们布尔什维克也碰到了他们设置的一系列障碍。
　　3月底，我们突然获悉列宁已经到了瑞典斯德哥尔摩。他是怎么和通过什么办法到了那里，谁都不了解……也不知道列宁能不能继续顺利地回到俄国，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瑞典和芬兰边界早就由英国人完全控制着，他们密切注视着每一个进出俄国的人。第一个愿望就是尽快把俄国目前发生的全部情况告诉列宁。我立即给他寄去了一大批报纸，同时着手起草一份详细报告，渴望把报上未提到的情况告诉给他。过了几天，忽然传来消息说，列宁和其他流亡者一起正在返回俄国，并说4月3日（旧历）傍晚他将到达彼得格勒。
　　我们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和知道这一消息的个别党员，立即想方设法通知各工厂工人、各兵营里的士兵和喀琅施塔特的水兵。这一天报纸没出版，工厂没干活，因此通知也就非常困难。
　　晚七时许，我们集合在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大厦——原克舍辛斯卡娅宫^[8]附近，打着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旗帜向芬兰车站出发。我们人不多——约二百来人，我们根本不知道都有谁和有多少人要到火车站去。我们越往前走，越来越多地碰见一队队、一批批工人团体，他们打着本组织的旗帜，排着整齐的队伍向芬兰车站进发。后来，我们也加入了一支由各组织汇集起来的大队工人游行队伍。
　　革命的歌声响彻各条街道。陆军军乐队鼓舞情绪，振奋人心。很明显，一次难忘的会见就要到来。我们来到芬兰车站广场时，广场上已站满了各工人和军人团体。威力强大的装甲车开来了，控制了芬兰车站贵宾（供“沙皇”用的）休息室通往广场的出口处空地。
　　我们走上月台时，水兵们全副武装几乎跑步赶来。原来，他们是刚刚乘快艇驶进涅瓦河的，之前，他们是乘破冰船抵达碇泊场的，因为海上当时有一艘破冰船。他们在喀琅施塔特接到列宁要抵达彼得格勒的消息之后便拉响了“战斗警报”。几分钟后，喀琅施塔特港全体水兵就处于作战状态。各舰水兵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后，热烈高呼欢迎出乎他们意料的这一非常惊人的消息，立即组成了强有力的部队担任芬兰车站仪仗队和为列宁警卫。同一时间，他们用最快速的破冰船送自己的代表，命令他们无论如何要按时赶到。而时间却剩下不多了。于是水兵们径直飞奔彼得格勒，在碇泊场改乘快艇驶入涅瓦河，在靠近芬兰车站的利齐尧大桥附近系住快艇。他们跑步来到车站，在列车到达前二十分钟就站到了仪仗队的位置上。
　　“我请您转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挥水兵仪仗队的军官向我提出，“水兵们希望他能给他们随便讲几句话。”
　　我答应把水兵们的这一愿望转告给列宁。
　　等人的时光令人难熬，一分一秒都过得非常慢。啊，终于望见了烟雾弥漫的远处的灯光灯火通明的列车像一条长龙似的闪现在拐弯处……愈来愈近了：车轮滚滚，车头呼哧呼哧，隆隆作响，最后停下来了……
　　我们奔向车厢跟前。列宁从列车的第五节车厢里走了出来，其后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还有其他许多同志。
　　“立正！……”向仪仗队、向车站和广场上各部队、工人武装纠察队发出了口令。乐队奏起了《欢迎曲》，部队举枪致敬。
　　人声刹那间肃静下来，只听见乐队的吹奏声，接着突然一下子仿佛地动山摇，爆发出我从未听过的那么威武雄壮、响彻云天、发自内心的“乌啦！”声。
　　列宁亲切高兴地和我们互致问候，我们几乎十年未见到他啦。列宁刚要迈动他那矫健敏捷的步伐，“乌啦！”声惊天动地般一响使他又止住了脚步，他好像有点惘然若失的样子问道：
　　“这是干什么？”
　　“这是革命的部队和工人在欢迎您，”有人告诉他说。
　　我们来到了水兵跟前。
　　一位军官以立正姿势庄严地向列宁报告，列宁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我小声告诉列宁，水兵们希望听他讲话。列宁向仪仗队前面走去，指挥官请求列宁转过身来。
　　列宁向后退回几步，停下来，摘下帽子讲话，大致如下：
　　“水兵同志们，在向你们致意的时候，我还不了解你们相不相信临时政府的许诺，可是我却深知，他们向你们讲的是甜言蜜语，他们向你们许下了很多诺言——他们却是在欺骗你们，正像他们也在欺骗全体俄国人民一样。人民需要和平，人民需要面包，人民需要土地。他们给你们的则是战争、饥饿、粮荒，国土上仍然保留着地主……水兵们，同志们，我们必须为革命而斗争，要斗争到底，直到无产阶级取得彻底胜利。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随后，列宁便从一排排队伍前向贵宾休息室走去，在那里欢迎他的是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们，其中有执委会主席齐赫泽^[9]。孟什维克妥协分子出于职务上原因的这种欢迎是酸溜溜的、官样文章的、十足虚伪的……他们人人都清楚地意识到，随着列宁的到来，一场真正的斗争就要开始，这场斗争是任何阿谀奉承、花言巧语无法掩盖得了的，这场斗争是直接了当的、正大光明的、堪称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列宁刚刚走出火车站大门口，人们一看见他，又一次迸发出雷鸣般的、震天动地的“乌啦！”声，转为人民群众、工人和士兵群众的热烈欢呼。鼓乐声，此伏彼起的革命歌声、喊声和欢呼声——汇成一种优美动听的隐约的隆隆声，这声音就像大海汹涌的波涛那样威武雄壮。当后来一切平静下来之后，列宁立即从大门口向集会的人民群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致词，着重谈了他对水兵们的演讲中所提到的各个方面。
　　装甲兵建议他乘坐装甲车，准备用装甲车送他到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
　　探照灯条带光束变幻莫测，飞快移动，纵横交错在天际，时而射向高空，时而直照人群。探照灯光一时也不安静，飞掠四方，忽隐忽现，欢腾闪亮，光彩夺目，忽儿射向云端，忽儿照耀移动着的人群，大家的心情更加激动，给整个这次历史性会见的场面增添了一种迷人而又特别隆重的光彩。
　　四面八方是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无数的旗帜在上空微微飘动，列宁乘坐装甲车缓缓行驶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自发组成、别具一格的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的前头。列宁在行进中得向那些毫无倦意地听他讲话、渴望他讲话的人们发表几次演说。终于到达了我们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大厦前。
　　列宁虽然感到疲劳，但是，看得出来，他被整个这次欢迎的场面所感动，这是他未曾料想到的，他当时曾以有些激动的声音对他的身边的同志谈到这一点。他被安顿去稍事休息，依然在向大家询问各种事件、工作和组织情况。人民群众要求听取讲演。许多同志从阳台上发表了演讲。列宁当即又移到靠近的地方，很显然，是想听听我们的鼓动家们向人民讲些什么。他听得非常认真，时而赞许，时而现出笑容，说出他的口头语：“嗯！嗯！”其含义是，这种说法不确切，这句话有问题，不是那么一回事……可是，突然有一个极度神经质、情绪近乎歇斯底里的同志出来演讲，他声嘶力竭地向人群呼吁，号召他们立即起义，没完没了的无政府主义空话连篇，没有任何实际内容。这时，列宁问道：
　　“这个演讲的是什么人？”
　　有人告诉了他。
　　“莫非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列宁冷笑地问道。
　　而那个人则好像要特别讨大家喜欢似地拚命挥舞两只胳膊，可嗓门发狂地喊叫，车轱轮的话反过来复过去，越讲越语无伦次，吆三喝四，信口雌黄，妄自尊大…
　　“不行，这样不行，”列宁说道，“应该马上制止住他……这真是左的出奇，”列宁突然得出结论说。
　　费了很大劲才制止住那位演说者的演说，他疲惫不堪地跨进列宁当时所在的那间屋子，显然他是想指望能得列宁的赞扬。
　　列宁沉默不语，屋子里静得叫人难为情。
　　那位演说者受不住了，一面擦干顺着后脑勺和前额流淌下来的汗水，一面炒崩豆似地对列宁说起话来。
　　“工作多得不得了啊……瞧！一天得作二十来次这样的演讲……”
　　“二十来次！……嗯……”列宁慢条斯理地说道，并且笑了一笑。“不，同志，您用不着这样折腾自己……用不着。完全会生病的……您最好保养保养自己身体……是呀，这一切全不必要…… 什么漂亮的词句呀，喊叫呀……”
　　“对不起，”那位神情激昂的演说者立即转入进攻，“可您要知道，这也是最实在的布尔什维主义呀，可就是他们…他赶忙指着站在这里的同志们说，“不同意我的做法，甚至骂我……”
　　列宁把身子向安乐椅后背一仰，快活而富有感染力地笑了起来。
　　“您说，他们骂您……是呀，骂人是不应该的。为什么骂呢？您说他们不同意…… 太好啦……同志们，”忽然，列宁郑重其事地对委员会委员们说，“与其骂他，倒不如应该让他稍事休息一下并调去做别的工作，务必调离，”列宁一字一字清楚地说道，“调到说话少的地方”，列宁补充说，随后立即转身到另外一个房间。
　　不知所措的、妄自尊大的演说者呆立在原地，无可奈何地摊开了双手，向他人论证着什么。当他后来想再次去阳台时，人们拦住了他的去路，工人同志们斩钉截铁地告诉他：
　　“你已经够了，不需要啦，你听列宁在谈些什么吧，可你还是老一套……我们对你讲过多少遍，不需要这样，别这样干啦，——好啦，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大受委屈的这位演说家把手一挥溜进了别的屋子，装腔作势、懒洋洋地向圈椅子一靠就恶狠狠地咬起面包和香肠来，大口大口饮着半凉的茶水……
　　这一夜，列宁不得不数次在克舍辛斯卡娅官的阳台上向一直不肯散去的工人群众发表演说，他们如饥似渴地聆听着列宁的演说。这里还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喀琅施塔特和郊区各地区代表盛大的庆祝会。清晨五时左右，列宁才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起前往他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叶利札罗娃家里。

　　次日清晨，为了了解列宁的种种需要并同他商议各项事宜，我便乘车去安·伊·叶利札罗娃家。列宁马上详细询问二月革命事件的情况。他简直对什么都感兴趣，当然，特别是对工人参加革命事件这一事实。
　　过了一会儿，我们谈话便转到了他和同志们是怎样回到俄国的话题上来。列宁叙述了他们一行在回到俄国之前所遭受那些折磨。他的同行人说，彼得格勒发生革命的最初消息一传来，列宁就急着要回国。他考虑了各种可能办法，只要能够摆脱他那种迫不得已的流亡不自由的处境就行。他身边的同志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过极其冒险的不切实际的计划，列宁虽然对现实情况有自己的周密考虑，但对那些计划几乎准备同意实行。例如，有人曾建议列宁持别人的护照扮做一个聋哑人通过欧洲，以免路上暴露自己的国籍。这项计划是十分荒唐的，但是，列宁要早日站在本国人民革命斗争行列里的愿望是那样强烈，以至连这个计划也未予否定^[10]，幸好，后来未被执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楚，俄国的“同盟国”无论如何是不愿意放列宁及其同志们返回俄国的。因为它们确实认识到列宁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全部动机了如指掌，是那些要夺得战争最后胜利的人（不管哪一方夺得这个胜利）的死敌，列宁看透了资产阶级政策全部秘而不宣的目的。“同盟国”非常懂得，对于列宁来说，只有一种战争结局是可行的和可接受的：这就是以战争反对战争，这就是每个民族的士兵的刺刀掉转过来刺向本国资产阶级，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正因为懂得这一点，各同盟国才千方百计地阻挠这位国际革命家回到已经起来造反的本国人民身边。
　　瑞士社会民主党人协助过当时侨居瑞士的我国政治流亡者返回祖国，为此，他们曾主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联系过，后者保证了包括列宁在内的我国政治流亡者乘“密封”车厢过境。当时，这一旅行办法曾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应声虫——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疯狂叫器。甚至在我们党内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一办法不妥。现在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许许多多十分正直的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竟头脑混乱、麻木不仁到了何种程度。他们在其“爱国主义”烟雾中竟看不见、也不了解，对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除了到起义人民中间和人民一道工作，直到革命完全胜利的始终不渝的志向外，没有，也不应该有其他任何别的想法。
　　列宁本人估计到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小资产阶级心理状态，决意在自己的行动中予以彻底公开的答复。列宁认为应该指定一个全权委员会负责调查这一全部事件。他说，他愿意作出充分详尽的说明，是什么东西迫使他和他同行者们采取这最后一种返回俄国的办法。
　　机会主义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这个专门委员会第一次开会就立即向所有的人表明，全体人员对该项说明表示完全满意，所以任何人都不愿意再花费时间就这个问题大发议论了。资产阶级是根据自己的观点来评论的。它几乎把随同列宁一起乘坐同样车厢回来的所有其他人给忘得一干二净，竟以这个人人早知其真象的“密封”车厢为借口，直接对列宁及其最亲密的革命战友发动了一系列人身攻击，妄图煽风点火挑起小市民们对俄国无产阶级真正领袖的仇恨；列宁的呼声不仅愈来愈强有力地响彻我国幅员辽阔的国土，而且也开始强有力地传遍国外，在国外许多工人中间引起深切的同情。
　　但是，不管这一切欺世盗名、被行贿收买了的报刊的御用文人怎样摇旗呐喊、怎样施展伎俩，他们都无法诋毁无产阶级领袖的声誉，汹涌澎湃的全民的十月革命怒潮把自己的天才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推举到这压倒旧世界的波涛的最高峰。

　　当天，列宁首先调阅了自革命第一天起出版的全份报纸，原来，这些报纸他没看过。这天十二点钟左右，他在国家杜马党团驻地给布尔什维克^[11]作了首次报告，应邀参加的有当时在彼得格勒的党内亲密的同志。列宁以其理论原理和对目前革命事件进展的看法使许多人大为惊奇。
　　他被请到塔夫利达官正厅作了同样内容的报告，塔夫利达宫从前为国家杜马开会的地方，现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独家占用。这次会议应该算是扩大会议，希望出席会议的有孟什维克以及非杜马党团成员的苏维埃工人代表。
　　大厅里人很多。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坐在左扇面的杜马代表席上，列宁坐在对面的主席台上。他周围坐的竟是最顽固的孟什维克，看见他处于这样包围状态既感到别扭，又感到奇怪。终于让他讲话了。他动作敏捷、以习惯的快步走上讲台，并不留意我们座席上发出的掌声，立即开始作报告，报告对俄国现状的精辟分析使全场惊奇万分。
　　列宁十分坦率地声明说他考察时间极其有限，占有材料也极其有限，因此，招致货真价实的孟什维克政客们的恶毒讪笑。“在列车上我总共碰到了一位工人”，列宁说这句话时，引起右面座席上一阵有克制的、但很明显的轻笑，“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论断多少带有理论性，不过我认为，大体上来说是正确的，是符合国内政治形势实际的。”
　　不用说，那些自以为是正统思想代表的妄自尊大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善于跟资产阶级投机钻营搞妥协的人，不仅不同意列宁，而且大肆嘲弄他这个声明，认为这个声明简直荒唐可笑、丢人现眼……
　　恰恰是他们，一贯在群众面前夸夸其谈，到处就这个或那个事件，或者干脆就无缘无故地信口开河。难道他们就不该了解一下群众的情绪、心愿和希望吗？而现在这里这一位曾经“跟一个工人”谈过话的流亡者，他不仅否定了他们的整个活动方式，而且分析各种事件也与他们截然相反，提出的革命任务截然不同，提出的斗争口号也全不一样；他要求立即和平，停止战争，要求给人民以面包和土地。
　　列宁声音洪亮、清楚地表述、证实和论证自己的观点，大厅里渐渐寂静得鸦雀无声。当他断断续续说出反映那些呆在战壕里士兵“对敌方士兵表示同情”一语时，一位来自前线的情绪特别激昂的代表，显然，感到自己崇高的爱国情感受到极大刺激，便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朝讲台走了几步，竟破口大骂。大厅里喧哗起来。会议主席制止了他。列宁心平气和地、面带笑容等待这强烈情绪和缓下来。
　　“同志们，”他重新说道，“刚才这位情绪激昂、充满怒气的同志倾吐自己的积愫对我愤怒抗议，我是非常理解他的心情的。他说的有他自己的深刻道理。首先我认为，他说的之所以有道理，是因为在俄国已宣告自由，但是，当一个诚实的人，——而我认为他很诚实，--对一些如此重要、异常重要的问题却不能大声疾呼、却不能愤怒地表达他个人看法时，那还算什么自由呢？我认为他说的之所以还有道理，是因为，正如你们从他本人那里听到的，他刚从战壕里来，他在那蹲过，他在那里已经打过好几年仗，两次负过伤，而且象他这样的人在那里有成千上万。他产生了一个问题：他究竟为什么要流自己的鲜血，他本人及其无数的弟兄们为什么要受那个苦？因此，这个问题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别人一直向他灌输，一直开导他，所以他相信他是为祖国、为人民在流自己的鲜血。可是实际结果却是，他一直深受蒙蔽，他吃过苦头，遭受过大罪，他流过自己的鲜血却是为了与他毫无相干而且无疑是他所恨之入骨的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是为了各同盟国的帝国主义分子——这群人世间贪得无厌的掠夺者和压迫者的利益。他怎么能不表示自己的愤慨呢？这岂不是能够把人给活活逼疯！因此我们大家都应该更坚决地要求停止战争，宣传各敌对国家的士兵对敌方士兵表示同情，作为我们争取和平、面包、土地的斗争中达到预期目标的一种手段。”
　　多数人是第一次听列宁演说的，当我眼望着士兵们一张张消沉的被硝烟熏黑的脸庞，眼望着农民们一张张忧郁的脸庞，眼望着许多追随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以及诸如此类的派别团体的工人们一张张惊慌失措的脸庞时，我感觉他们内心里发生了动摇，蕴孕着巨大转变。要知道列宁所讲的这一番话，要知道这一番话确实合乎他们的心意，只有假爱国主义的迷雾驱散了，只有遮住他们视线的网膜摘掉了，才能使他们逐渐燃起神圣的激情，从束缚他们自己和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羁绊下真正解放出来。
　　列宁坚定而又充满信心的声音象警钟彻鸣；他宣读了他那篇写得非常好的，像一颗摧毁一切妥协分子的炸弹一样的，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提纲的第三节：“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诺言，特别是关于放弃兼并的诺言，完全是谎话。要进行揭露，而不要不可容忍地‘要求’这个资本家政府不再成为帝国主义政府”^[12]。
　　“怎么！”会场上一阵大喊大叫：“我们这些曾经从事过二月革命的革命者，我们这些曾经给予临时政府以信任，可以说是缔造了临时政府的人，我们这些一直跟它谈判并得到它让步、发表宣言、要求和宣告成立的人，——我们怎么反倒成了资本家、帝国主义者的同谋呢？
　　有的人要求列宁走开，有的蔑视地沉默不语。列宁等愤怒的喧闹声过去，依然清楚明了地逐条解释自己的提纲，提纲包括了国家管理机构的彻底改造、议会的改革、“国际的改组”等全部问题，——总之是依照革命人民的意愿，在半年后严峻的俄国现实中为创造崭新生活他所要实施的一切。
　　列宁预见到一切甚至包括成立国营农场，他以自己的演说和两次宣读的提纲引起他的听众心慌意乱，激动不安，十月革命的前奏和准备实际上也就是发端于列宁的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1917年4月4日）。正是在这个历史时刻奠定了十月革命大厦的第一块理论基石。
　　列宁的报告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大家开始明白，孟什维克一社会革命党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和临时政府多情善感的太平好日子势必要结束了。很明显，列宁每天都以自己的影响，通过书面和口头形式，与革命战友和志同道合者一起孜孜不倦地铲平与他势不两立的政治家妄图一本正经地长期盘据的一切大大小小阵地。

　　当时我和其他同志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当编辑，该报由我在二月革命第一天筹办出版的。
　　同列宁会见的第二天，我来到编辑部便立即撰写了一篇详述这次会见的文章。事情非常凑巧，这天晚上除阿维洛夫外，编辑部里没有旁人，由于阿维洛夫不反对发表这篇文章，我便把它发排了。^[13]翌日，我的文章见报后，《消息报》的其他所有编辑均耸耸肩膀指责我，好像我干了一件什么了不得的不可容忍的事情。所有这些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们之流竟有一回在主席团里那样大吵大闹咬牙切齿地围攻我：
　　“我们知道，”他们号叫着，“这是您写的……”
　　“不错，是我写的，”我心平气和地回答他们。
　　“不行，这样不行，这件事必须搞清楚……这是不容许的。”
　　这叫我勃然大怒，我干脆把他们这些自命不凡，不知深浅的家伙申斥一通。
　　我真想立即退出编辑部。但是我决定先和列宁商量一下。列宁提出了异议。
　　“无论如何您本人不要退出。我们需要每一个阵地。在《消息报》上我们仍然可以刊登一些东西，发表文章啦，决议啦，我们应当利用这一切……”
　　这样，我便留在《消息报》编辑部。

　　列宁在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从事编辑和写作。他的观点是那样新颖，就连曾随他工作过几十年的同志也对他提出异议，不同意他的观点。在布尔什维克党人中间普遍展开争论。《真理报》的工作总的开展得还算顺利，但也有时候那里的气氛异常紧张。列·波·加米涅夫在对时局的认识和评价上与列宁意见极不一致，并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系列小品文反驳列宁。列宁立刻在各种简讯、文章、小册子、演说中予以回敬，越来越使人们相信他对现实和无产阶级阶级政策的观点是正确的，逐渐而耐心地争取了越来越多的党内拥护者。争论，尤其在编辑部里，常常是十分激烈的。我不只一次地看见列宁坐在编辑部这间拥挤不堪的小屋子里伏案紧张地写作。
　　列宁耐心地、坚持不懈地、日复一日地说明自己的观点，从而他的拥护者日益增多。
　　他通过在各种会议、代表会议、座谈会上发言，通过同每个单独的工人小组交谈来贯彻决议。他就是这样地亲自实践他第一次演讲中所提出的做法，即“只能是耐心地、经常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14]是目前在反对“一切接受资产阶级影响并把这种影响带给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15]为代表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所采取的摇摆不定方针的斗争中唯一可行的办法。
　　这一切说明对各工厂工人具有重大意义。在昨天表决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还占有多数的地方，一下子却出乎其意料，他们变成了少数，就在基层工人群众的演说家们的大肆抨击的情况下也只获得微弱的多数，这立即表明，二月革命已开始逐渐走上另外的轨道。
　　如果说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对列宁及其忠实朋友和志同道合者的宣传是采取幸灾乐祸的牢骚、干扰工作、零敲碎打的中伤和诽谤来报复的话，那么，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及其极右和极左的报刊对整个布尔什维克尤其对列宁则发出穷凶极恶的狂吠并唆使极端愚昧无知的人进行攻击。关于列宁以及我党的各机构、编辑部、印刷厂真正不安全的推测越来越变得完全可能的了。
　　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立刻感觉到列宁是本阶级的敌人，立刻明白了这不是通过它可以蒙蔽无产阶级的“联络委员会”^[16]；明白了在这里一切问题都会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而且这个潜在的、成熟了的、日益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势力一旦有机会就会在有本事人的领导下马上转入进攻。
　　这个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的俄国资产阶级，善于巧取豪夺，但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对付住敌对阶级的强大抵抗或能够手持武器维护自身利益的有组织阶级，它能干什么事呢？资产阶级长期听命于牧师贵族的专制政府，长期躲藏在警察、哥萨克、牧师、军士和传教士的膀宽腰圆的身后，——现在，专制枷锁打碎了，资产阶级没有人照顾了，它则善于利用自己的势力悄悄地抬高煤炭、花布、粮食价格赚取利润；但是它在政治上、组织上却是毫无作为。象古契柯夫、米留可夫这样的比较有先见之明、远见卓识的资产阶级人物则千方百计暗示说，他们这个阶级该动动脑筋啦，该组织起来武装武装啦。然而他们能干成什么呢？外国大使们要求他们在前方必须进攻。工人们、苦难的农民们、大量的士兵，尽管受到演说家们、报纸和其他各种工具散布的沙文主义迷魂烟雾，但是对战争已深感厌恶，希望和平，和平，再和平……一些最谨慎的商业、工业和交易所的生意人预感到战争夭折便赶紧把自己的资金和贵重品转移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各家银行，不是做暂时退避的准备，而是要逃跑……
　　资产阶级曾同意八小时工作日，但是无产阶级不相信它，并立即要求提高工资、撤换经理。这些初出茅庐的俄国政治家们，象布里丹笔下的驴子，辗转在给人民施舍物和帝国主义同盟国的要求之间，只好干些什么呢？为了对付人民，他们竟搬出了克伦斯基这个半病的、神经质的、凭空自诩人民群众领袖的、自吹自擂、装腔作势、不择手段的律师。克伦斯基完全忘记了“多说无益”，竟想用空洞无聊的言词诱使被战争拖得疲惫不堪、受尽折磨的人民放弃自己的夙愿和希望。为了自身活命，俄国资产阶级培养了一个军事独裁者，准备给他随时加冕，只要他能够保证有足够的步兵和骑兵来镇压那些夺取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国内其他主要城市的“造反的百姓”就行。但是，因为不断的内部造反的危险性依然存在，这些“不合群的”、这些“爱闹事的”布尔什维克又明显地、几乎是公开地准备造反，因此无论如何得干掉这些布尔什维克，要采用世界资产阶级仅有的各种手段。这些世界性的老奸巨滑的人物和最有经验的政治投机商、骗子们的武库中天字第一号的手段、最有强大效力的武器是什么呢？不用说，除了诽谤还是诽谤。
　　他们清楚地知道，诽谤不管你怎么驳斥，但始终，即使是暂时的，也难免不留下印象，因为“好名声不会传，坏名声一下子传千里”。但是有一点他们是没有估计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嗅觉总是老老实实地提醒着工人们——不言自明，资产阶级大加赞扬的，你要提防；资产阶级大肆漫骂的，你要留心听，因为这里面总有些东西对工人阶级有好处。

　　早在3月，特别是在4月，正当布尔什维克组织由于列宁的坚持到底的路线而日益巩固、越来越掌握工人群众、越来越普遍地揭露资产阶级的时候，立宪民主党的、进步党的、十月党的以及其他一些报刊——包括孟什维克的、普列汉诺夫派的和社会革命党的报刊———对整个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对列宁大肆进行诽谤。
　　我党中央委员会专门就此发表了几封公开信，向公众彻底揭穿当时那些极端下流的报刊如《俄罗斯意志报》^[17]，《言论报》^[18]、甚至还有靠普列汉诺夫久已低落的声望支撑的《统一报》^[19]所散布的耸人听闻的谎言。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编辑部汇集了越来越多的报道，不仅有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对《真理报》、反对我们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列宁的极端反动的宣传，而且还有策划公开暴力行动。无论是在《消息报》编辑部里，还是在执行委员会里，我都不只一次地提出过我们必须制止这种诽谤，必须向公众揭穿上述报纸和某些秘密组织的一切卑鄙行径的问题；我曾提议转载我们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及其他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各项决议。每次我都遭到了当时所有的非布尔什维克——所谓的社会主义人士的不象话的凶狠呵叱，我胸中感到苦闷，当戈尔登贝尔格^[20]面带奸笑地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时，我简直无法再忍受了。我决定在《消息报》上采取独立行动，情愿自己承担责任，只不过希望阿维洛夫同志能够支持。一天傍晚我来到编辑部对一期报纸作最后校对，这时我发现桌子上有一大批由秘书给我收集整理的信件和简讯，一些来路不明的人用最下流的词句抨击我们党，有几封信写得很露骨，说要马上干掉列宁。
　　再也不能容忍了。我坐下来就写了一篇题为《他们想干什么？》的文章。我在文章里要求“坚决果断地、彻底地制止这种诽谤”。这时阿维洛夫同志来了。我把文章读给他听并说我要立即发排，由我自己负责。阿维洛夫向我表示，他愿意与我分担这个责任，并说，虽然在许多地方他也不同意列宁的看法，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列宁的特别尊敬，还说，他当然永远主张保护列宁不受任何诽谤。这一表示使我很受感动，因为阿维洛夫知道列宁对他的某些文章的尖锐的否定意见。我当即把我的文章交付发排，于是文章便以社论形式发表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第四十三号上。这篇文章没有我的署名，我也没告诉任何人是我写的，当然不久便被查明了。
　　差不多所有的工人区都立即以传单形式转印了我这篇文章，把它张贴在各家工厂。彼得格勒委员会把它张贴在街头，散发到各个兵营，而我们的报纸——《真理报》和各地方报纸均全文或摘要转载。
　　我冒昧地将这篇文章转抄于此，因为列宁过了几天知道了该文的作者是我时，对我的这一举动表示了同志式的谢意，令我感到亲切动人而又永世难忘。
　　请看该文的全文：

“他们想干什么？

　　几天来，彼得格勒满城流传谣言，闹得整个参加俄国革命事业的人不得安宁。一些居心叵测的人物在马路上、市场上、浴池和店铺里窜来窜去，招徕众人，到处在煽动轻信的人们，号召人们去捉拿列宁同志、处死他、捣毁《真理报》编辑部等等。可不可以说，进行这一套极端反动的宣传是具有明确的、事先周密策划好的罪恶目的呢？
　　邪恶势力在革命之后千方百计地要在工人和士兵之间制造仇恨。曾记否，他们是何等地努力啊？曾记否，这些旧制度的恶棍们——黑帮的走狗们是怎样到处尾随排队购物的疲惫不堪的人们，向他们每个人谈论什么现在没有面包啦----将来情况还要糟呀。工人们都不干活啦，他们不干活，德国人就要打败我们啦。结果怎么样呢？这一切原来是卑劣的诽谤和谎言。士兵和工人们一经行动起来——一切立即就搞清楚了：无论是这方面的还是那方面的，把所有的问题都调查了，作出了各自的决定，立刻就把本想抛头露面的黑帮的嘴给封住了，黑帮看到了他们的这套做法破产了，便马上开始寻求新的机会再次到群众中制造分裂。
　　列宁回来了，他对我国革命的看法持截然不同的立场。有人开始不赞成他的观点，于是，邪恶势力、黑帮和卖身投靠的报纸不是冷静地讨论问题，而是马上就在彼得格勒散布伪造的报道、流言蜚语，蓄意歪曲列宁的思想和观点，挑起纷争，唆使所有的人去反对列宁同志。
　　他们要干什么？
　　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干呢？
　　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内讧对他们来说是最有渔利的事情。他们这些极端可恶的家伙真是急不可待，睡觉都在盼望有朝一日工人和士兵彼此争吵，——那时他们的盛大节日就要到来了。为什么，由于什么原因要发生争吵——对他们来说莫不都是一样吗？列宁来了：好极啦！假设没有列宁——他们就会从另一个人下手，就会想出另一个新的口实。这些邪恶势力之所以需要丧尽天良、极端恶劣的中伤诽谤列宁同志，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报纸的支持，是为了有朝一日开始诽谤一般的社会主义者，进而反对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下一步，不用说，也许会把一切按老一套颠倒过去。工人和士兵同志们，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坚决果断地制止住这种无耻的诽谤；要像我们曾经制止了对工人们的诽谤那样坚决，当时黑帮就一直想挑拨离间工人和士兵们的关系嘛。
　　对列宁同志的观点可以赞同也可以不赞同，可以大胆坚决地与他争论，可以摆出自己的意见来反驳他的意见，但是，那种不采用公开争论而要对一个曾把自己整个一生都献给为工人阶级服务、为全体被压迫、流离失所的人民服务的人采用暴力的主张，难道在我们这里，在这个自由国家里能够容许吗？
　　我们要坚决果断地、彻底地制止住这种卑鄙无耻的诽谤，并再次正告一切邪恶势力：不管你们怎样拚命挣扎，不管你们从哪方面下手，我们绝不允许你们干涉我们的革命事业，不论是你们还是其他什么人，要分裂我国革命的伟大力量——工人和士兵们，那是永远办不到的。”^[21]

　　可是《消息报》的编委们是怎样对待呢？在主席团、执委会里孟什维克派别的个别成员及其他小爬虫们是怎样对待呢？未等我把这一号报纸出版分发出去，我刚到家躺下休息，电话铃声就响起找我有急事。从塔夫利达官传来一个狂怒的声音号叫着：“未经主席团批准您怎么竟敢刊登这样一篇可恶文章！……”我没有理睬说话人就把电话挂上了。
　　接连不断地向我打来电话，问我知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当我听出来打电话的人是个大人物时，我当即声明文章是我写的，并坦然地问道：“怎么，您喜欢吗？您自然同意其基本思想罗？”这位要人习惯性地哼哈一通，低声嘶哑地指摘了一番就把电话挂了。我心里一阵欢喜，显而易见，我击中了要害。《消息报》编辑部向我宣布说，这种做法是胡闹，说我的举止缺乏分寸，并以同样的理由再次提起了我的那篇报道列宁归来的文章。我向他们指出，他们弄错啦：我这已经是第三次干了他们如此不喜欢的事情。我提醒他们说，第一次在我未经你们批准就把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关于推翻专制制度和爆发了二月革命的宣言刊登出来之后，你们就准备把我干掉。涉及到我这最后一篇文章，我向他们摊牌说，这件事应该干脆说缺乏分寸和蛮横无礼到了极点，因为这可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了，他们本来就想杀害列宁。
　　阿维洛夫坚决支持我并且表示，他的意见是，应该有步骤地揭露类似的卑鄙行为，应该写文章揭露黑帮及其同伙的阴谋。
　　当我来到执委会主席团时，策烈铁里把脸扭过去不瞧我，齐赫泽则问道：“这是怎么搞的，我的老弟，您未经请示就登报—这是绝对不行的！……”我没客气地回敬他说，我以为写文章揭露新的黑帮活动分子无需请示，而应该把那些对此怀疑的人赶出各社会主义政党。
　　“这简直还了得？要把谁赶出去？”
　　“那当然是要把我们大伙赶出去啦，”孟什维克分子波格丹诺夫喊道。
　　“要把那些，”我回答说，“认为杀害列宁、捣毁《真理报》、消灭布尔什维克是非常得意、非常漂亮的事的人。
　　“喂，干吗要杀害呢？这一点谁都没说呀……”这位本质上好心肠、孟什维克当中最正直的人有点狡滑地马上表示异议。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不会就这么白白放过我的。果然，很快就把我和《消息报》全体编委叫到主席团执委会去，于是，好讲空洞漂亮话的妄自尊大到了忘乎所以的孟什维克的打手、临时政府的辩护人策烈铁里就劈头盖脸地拷问我：“您的信仰是什么？”
　　我自然当场声明说，我的信仰没有变，我过去是布尔什维克，将来还是布尔什维克，而且要以这种身份随时随地在一切方便场合推行布尔什维克对各种事件的看法，同时还要在《消息报》上采用一切办法支持我们党，因为我们党最能充分地反映出各种势力的真实对比关系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
　　当时执委会主席团那些更加变得毫无气节、权欲熏心、沾染上飞扬跋扈的政客和政治阴谋家们各种恶劣作风的小人从各个角落朝我尖声叫喊，说这是不行的，是不能容忍的，是不准许的。“剥夺他的委任状！”“马上剥夺！”“立即剥夺！”我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交出了编委委任状。阿维洛夫也采取了同样行动。
　　这时唐恩^[22]，还有社会革命党的一个人便加入了编委会，于是和剩下来的编委委员们一道开始举行他们倒霉的追荐亡人的酒宴，以便很快地从《消息报》编委会中滚出去，后来，在十月间，我终于在那里实现了红色首都无产阶级的这一严厉的革命要求^[23]。
　　1917年4月21日（5月4日），各工人区刚一得知米留可夫向各同盟国发出照会^[24]说俄国将采取一切措施支持进攻并遵循自己原先的对外政策，即俄国继续参战、要求割地、赔款等等之后，便立即召开群众集会。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当然是得到列宁赞同的口号，来揭露临时政府政策的两面性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妥协立场，说明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反对这一政策，反而明目张胆地包庇它。
　　我们的宣传员立即分赴各工厂和兵营。在各群众集会上迅速表明工人们要举行游行示威的意向，我们各个区接到了走上街头沿着涅瓦大街、利齐尧大街、弗拉基米尔大街、花园街及其他中央大街举行大规模游行^[25]的紧急指示。游行示威的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我是多么兴高采烈地希望走上街头显示无产阶级力量啊，让临时政府懂得并让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妥协分子们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志向是朝向另一方的，根本不是朝向他们想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力量强拉过去的那一方。
　　普梯洛夫工厂工人行动完全一致，排着威武雄壮的队伍行进在花园街上，队伍里可以看到有相当数量的工人赤卫队。那些反游行示威者、后来的反革命分子，此刻挤在涅瓦大街上朝着普梯洛夫工厂工人队伍打口哨、喊叫和嘲笑。工人们未加理睬，仍然默默前进，履行自己的革命义务，在这冷静沉着的步伐中显示了坚定的信心，夺取政权、展开进攻、争取胜利的凌云壮志。一个阶级反对一个阶级，工人们反对银行和内阁的官吏们，工人们反对店铺老板们，工人们反对那些呆在作战部队后勤机关里的大批一贯游手好闲的衣冠楚楚的军人，工人们反对临时政府的拥护者，工人们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工人们与其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宿敌遭遇，是的，——这是一个充满悲剧的时刻，一个预示着要发生许多麻烦的时刻。
　　但是下达的口令是：“和平的游行示威！”——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是这样告诉的，中央委员会是这样批准的，这是列宁所要求的。当然，这完全足以使纪律严明的工人们排列威武雄壮的队伍，手持武器，高举旗帜迎风招展，拿着和平和自由的标语牌，在鼓乐声中，唱着革命进行曲，浩浩荡荡地前进。
　　资产阶级的走狗们看到这庄严隆重的游行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他们对赤卫队，对无产阶级的武装领导人怒气冲冲地嗥叫、讽刺挖苦和嘲笑。无产阶级的武装领导人做好一切准备，完全相信他们所领导的战士的无限忠诚。一些浓妆艳抹的资产阶级太太们为了刺激赤卫队当场故意地向随便一个带金肩章的军官欢呼和抛撒鲜花，借以显示她们对革命传统和斗争的真正捍卫者和体现者的仇恨，显示她们对旧制度、旧生活方式的赤裸裸的留恋之情。
　　当普梯洛夫工厂将要结束自己的长时间游行时，当后续的彼什科夫区和涅瓦区的队伍要向其靠拢一起向预定举行抗议大会会场——马尔斯校场进发时，一群坏蛋从公共图书馆方面对准游行的人们的后脑勺打了一发挑衅性的手枪子弹。工人中有一个中弹倒下。这时，就在人群里响起两响枪声，有人喊道，他受伤了。太太们一看见打死人了，尖声喊叫，抱头鼠窜，一个劲地拚命奔逃。惊慌失措的情绪迅速在涅瓦大街两旁的反游行人群当中曼延开来。我们的队伍站在涅瓦大街上冷静、克制、心情沉闷，尽管花园街拐角处发生了一阵混乱，但是当普梯洛夫工厂工人队伍一走过去，我们的队伍便紧跟他们后面不让反游行者冲过来，而反游行者真想冲过来。普梯洛夫工厂工人赤卫队最后面一支队伍听到枪声便遵照队长命令把枪向前斜端着，就这样从几百个张牙舞爪、穷凶极恶又胆小如鼠、丧魂落魄的资产阶级分子中间走了过去。拥挤在涅瓦大街左边的所有这些乌合之众，若是向海军部大厦方向望一眼，就会清楚地意识到，工人们是不好惹的，手指头一动就足够了，涅瓦大街也就会一扫而光，所有这些人群也就会被那些与反革命分子们对峙的工人们驱散开。这些反革命分子万万没有料到，列宁对巷战的性质颇有研究，根据他个人的提议，在制订游行计划时，正如列宁当时所说的，“为防万一”，彼得格勒无产阶级队伍和工人“和平武装游行”方队形成的三把大钳夹住反游行者。很显然，反游行者后来才明白这一点。当时他们企图从涅瓦大街溜掉并一直同彼什科夫、涅瓦和其他各区停下来的工人们以及行进在与涅瓦大街垂直交叉的各条马路上的游行队伍冲突对峙。游行队伍准备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临时政府的狐朋狗友们关进鼠笼里，如果必要的话，这样做可随时把反游行队伍分割开来，把他们逼到涅瓦大街左边建筑物跟前分别将他们置于死地。在涅瓦大街的任何一处，都能够迅速从已经通过涅瓦大街拥挤在侧翼街道的工人预备队里，甚至还可以从成千上万的前去马尔斯校场参加规模盛大集会的工人中调来大批援军支援我们的队伍。
　　但是当时曾做出坚决的规定，游行尽管是武装的，但要和平游行…… 我是彼什科夫区领队的，队伍当时停在涅瓦大街和小花园街的拐角处，恰好赶上这几声挑衅性枪声响起的那个时候。我和同志们一道采取了一切措施，以免工人们的那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愤怒和不满情绪过火。
　　我还记得反游行者脸上流露出多么惊异的表情啊，当时，按照左臂配带红袖标的一些游行队伍领导人的指挥，秩序井然，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和在花园街和他们会合的人的游行刚一结束，我们无产阶级队伍的行列便“向右转！”唱着“同志们，勇敢地向前进……”的歌，这歌声淹没了本想尾随工人们的那些资产阶级人们的一切叫喊声和狂呼声。
　　我可以肯定地说，参加这次游行示威的有组织的工人方面是一枪都没放的，尽管资产阶级分子及其走狗们公开挑衅要混战一场并要在这场流血事件中演出他们急切要演的戏：宣布工人们是对平民百姓施行暴力的造反群众，在红色首都实行特别戒严，并邀请顿河哥萨克、“野蛮师”、克拉斯诺夫、科尔尼洛夫兵团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部队充当维持秩序和安宁的荣誉卫队。然而恰恰在这方面俄国资产阶级却是软弱无力的，只是给了我们一次在实践中检验无产阶级群众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坚持到底、百折不挠精神的机会。无产阶级群众这么快就碰到了真正的战斗硝烟。
　　我们精神饱满地到达了马尔斯校场，但是，根据事先规定的计划，我和其他几个同志便立即乘车去瓦西里岛，在那里的海军学校校舍里举行一次党的负责工作人员会议，当然出席会议的还有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全体成员。我挤过人群走近自己人跟前之后，注意到上气不接下气的唐恩的身影，他几乎是跑步急急忙忙走上讲台到主席跟前的，他请求做议事日程之外的临时紧急声明发言。
　　我心里琢磨：“莫非他良心发现了，莫非他对枪杀工人事感到震惊要当即代表他的孟什维克党提出抗议？”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他气得发抖、疯狂大作，低声嘶哑地拚命大喊大叫，这次他完全失去了他平常所固有的那种冷静态度。
　　“同志们，”他大致是这样说的，“当你们坐在这里议论着深奥的政治问题（指米留可夫的极端卑鄙的照会）时，在那里，在涅瓦大街上却在流着无辜的鲜血。我刚从那里来，我亲自看见了这个场面。工人们手持武器上街，是按照那些‘社会主义者’”，他讽刺地着重强调说，“即称作布尔什维克的人号召干的，他们开了枪，朝当时在涅瓦大街上的平民百姓射击。那里有被打死的，有被打伤的……这些活动家们可耻！无辜牺牲者的鲜血要由他们来负责！但是我们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来建立秩序，我们应该停止这里的高谈阔论，我建议在座的各位，全体苏维埃代表立即走上街头并以自己的榜样——心平气和、通情达理的榜样来建立秩序…
　　一部分参加会议的人受了挑拨，但是其他演讲人则立即要求发言并说明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资产阶级方面打了几枪，有几个受伤工人已送附近一家药房医治，群众大会在马尔斯校场继续进行；同时提出苏维埃应该马上进一步谴责立宪民主党人，特别是临时政府的行为。
　　这些心平气和、实事求是的说明起到了清醒的作用，于是决定苏维埃派出一个调查现场情况的委员会，同时提议愿意的人可以走上街头，但是这样的人不多。一些参加会议的人从座位上喊着要去，但要在开完会议之后。
　　我完全了解唐恩大发雷霆的原因，因为他作为孟什维克最有远见的政治家，想必不能不意识到这第一次由布尔什维克直接号召举行的，违背孟什维克宣言和苏维埃指示的和平武装游行示威，是我们党在二月革命之后的日子里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的组织上和策略上的胜利。他不能不意识到孟什维克的“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开始不吃香了，他们对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支配力越来越削弱了。如果说在某些地方它还有一定影响的话，那只是在前线当选的代表当中，代表中多数并非第一线的士兵，而是司书、司务长、医士和其他“耍笔杆的”人，他们根本代表不了士兵群众的意见。士兵群众对临时政府代理人的行径万分愤慨，这经常突出表现在不仅对临时政府的代表而且对苏维埃代表的愤怒和殴打上面。这在苏维埃改选时已充分得到证实。
　　唐恩看到了整齐、严密、表情严峻、态度坚决的工人队伍，不能不懂得，凡是没有跟他们走的人，都在反对他们，这一力量正在壮大，要燃起社会主义革命的红色火焰。
　　无论是临时政府，还是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以及我们党中央委员会都就四月事件发表了一系列鲜明代表他们各自观点的宣言和公开信。
　　这次遭到了资产阶级和整个反革命势力反对的工人游行示威，在各工厂区引起了惊天动地的山谷回声般的反响。直在谈论涅瓦大街发生的事情。工人们直接从反游行者的好战架势中认清了自己的阶级敌人。工人们极端愤慨。当时与群众一起走上街头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立即在那些以前尚不了解他们的工人眼里变得高大起来。孟什维克和他们所控制的苏维埃感觉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动摇不牢，便立即向各工人区派去了他们的宣传员，还送去了大量宣传品；发表了一个又一个宣言，革命的空话连篇累牍，重弹一切“左”的调子，起誓发咒，叫骂声不绝，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些“不可容忍的”、“固执已见的”、直言不讳的布尔什维克的心头愤恨。
　　但是“好曲不能当饭吃”。工人阶级迅速成熟起来，逐渐觉察出并认识到这一切并非像欺骗他们所说的那样，他们提高了警惕……
　　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在这些光辉的日子里大大地增强了。

　　整个这一时期，列宁不仅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全部工作，而且领导各项工作，对失误进行解释，为此，他尽量利用敌人的每一个行动。
　　由于孟什维克宣布无产阶级游行示威去“革命烈士墓地游行”是定于6月18日^[26]，即心慌意乱的冒险主义者克伦斯基调部分俄国军队进攻的这一天，所以列宁才当机立断要把这次游行示威变成反对临时政府及其一切走狗包括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一次游行示威。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懂得在几万名士兵再次被驱赶到前线去送死的时候，不能在群众面前再保持沉默了。虽然他们七天前还气势汹汹地在苏维埃里坚持禁止布尔什维克针对克伦斯基准备进攻而宣布6月10日游行示威^[27]的口号，现在他们自己却奔波于各区约请人人参加布尔什维克先前拟定举行的这次延期的游行示威。列宁坚决果断地主张把这次和平游行示威变为抗议宣布前线进攻的游行示威——变为争取和平、反对战争、拥护苏维埃、反对杜马、反对同盟国、反对各国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游行示威……他提出口号，派人检查宣传画、标语牌、旗帜是否确实准备好…他要求这一切东西准备得多多益善，要求布尔什维克的标语牌压过其他人所有的标语牌，要求我们派出许多受到“打倒战争，和平万岁！”的号召鼓舞的演讲员，他亲自拟定了参加马尔斯校场集会的演讲员名单。他还关心为报刊写稿的通讯员，给他们以必要的指示，教导他们，起草了许多发往外省的电报，——总之，他发挥了非凡的毅力，推动大家，鼓励大家，事事都亲自组织、检查和领导。
　　6月18日（7月1日）的游行示威几乎完全是在布尔什维克口号下举行的。
　　参加游行示威的不仅有工人，而且还有军队。这次游行给所有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清楚地显示出群众强烈的向左转情绪和我们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及与之有密切联系的清一色的无产阶级组织公开发挥自己积极性的意图。
　　列宁乘车直接来到了马尔斯校场，他刚刚登上讲台，全体站立的人们便脱下帽子，从这座最大广场的四面八方响起了游行示威群众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欢呼声，这样，彼得格勒的工人阶级及其军队就逐渐地认识了自己的真正的领袖和无限忠于他们的朋友。

　　这次游行示威更加突出地说明了多数属于外省和前线的许多苏维埃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欲望与战斗的无产阶级这支在各工厂占统治地位的真正革命力量的真实情绪是完全不相称的。
　　这次游行示威期间，根据工人小组的要求，从彼得格勒监狱单人囚室释放出一些政治犯，他们多半是因为从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而被克伦斯基政府关押在狱中的。尽管这件事实本身不大，但突出地说明群众中对临时政府的行为有一定的敌对情绪，临时政府并就这件事急忙发表布告。

　　有一次列宁向我提出这样一条建议^[28]。
　　“您发现了没有，”他告诉我说，“全市每天都张贴这样或那样的布告，有社会革命党发表的，有孟什维克的，还有立宪民主党的。布告周围总是人群集聚，认真阅读。这些布告把许多人搞糊涂了。可不可以这样办：我来写一份回答关于布尔什维克是什么样的人，孟什维克是什么样的人，社会革命党是什么样的人，立宪民主党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所有这些政党都想干什么的布告。我们应该这样安排，在他们的布告旁边总要张贴我们的，要印得清晰、漂亮、醒目……读者读各家布告然后再接着读我们的，他就会一目了然，懂得那些满口答应给他各式各样好东西并拖他和他周围的人去大屠杀的家伙是些什么人了。”
　　我说这些都可以办到，这件事的成功最主要取决于布告的篇幅。
　　列宁着手撰写，尽管他一直被别的事情分心，仍用一周左右时间从事他这项工作，但布告写完后才发现这是整整一本小册子，不可能采用布告形式发表，因为它得占满一面墙。
　　列宁不愿放弃原来设想的计划，他要求我尽可能快点把这部手稿印成小册子。
　　他当即给这本小册子起了个题目：《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29]。过了两天，我把用粗体字排印的校样送交给他。小册子要在我和维·米·韦利奇金娜一起筹建的并得到列宁同意的生活与知识出版社^[30]印刷，我主持过这个出版社的工作，我认为它是属于我们党的，一俟党中央愿意接收它，我就交给了党中央。根据列宁本人的意愿，凡是他本人当时想重印或再版的他的所有著作都是在这家出版社出版的。
　　我极力设法尽快地出版这本小册子，可是排版小册子的那家印刷厂的老板们原来是亲立宪民主党的，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小册子的出版。他们一再拖期，于是我便乘车前往印刷厂，来到了工人委员会，指出他们这里搞得太不象话了。工人们真心实意地接受了我的抗议声明，第二天字盘便上了机器，小册子印了五万份，但是装订又受到了阻拦，7月4日恰好在这些令人焦虑的日子里才出版；小册子只好暂时储藏在仓库里，因为存在被没收的危险。7月10日我们把小册子广泛散发到各工人区，几天的工夫，我们就散发了第一批五万册。

　　1917年6月底，列宁感觉自己身体极度疲倦。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种暂时的平静。同志们一再要求他休息一下。
　　我也回到自己家里休息一下，我的家当时住在芬兰铁路沿线上的穆斯塔米亚克车站附近的内沃拉村，我们有一所不大的别墅在那里。列宁几次打算到我们这里来所谓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但是工作脱不开身。临走时，我又一次告诉他、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房间已为他们准备好了，正等待着自己的房客。
　　我很少指望列宁会从彼得格勒这个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脱出身来，尽管我也知道他已经再次失眠，他感到头痛；他的脸色苍白，眼神说明非常疲倦。
　　然而却出乎意料，6月27日傍晚五时许，我看着简直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记得，甚至有点茫然不知所措：顺着小楼梯径直向阳台走来的杰米扬·别德内依，他那宽阔的脊背把其他所有的人都给遮住了。列宁跟在他后面，手里提着一个小手提包，还有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杰米扬风趣而又恢谐地、笑声感人、兴高采烈地喊道：
　　“看看我给你们带来一位什么客人吧……不行啦，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随您的便吧，根据这个理由，没有药我是走不了啦……我的胃一直疼痛，现在不行啦，遇上这样一个幸运的机会，给几滴药水吧……”
　　“这是在给快要咽气的杰米扬·别德内依讨的什么药水啊，”列宁一面同迎上前来的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问安，一面快活而有礼貌地说道。
　　原来，列宁突然决定要来休息一下，出于保密的习惯，从火车站出发并没有直接到他预定居住的这里，而是乘马车到杰米扬·别德内依那儿，马车走后，他就离开杰米扬住处徒步来到一俄里半之外的我的家里。
　　由于我们了解列宁有时候有喜爱一个人静静呆着的习惯和要求，我们首先便让他看了看几间不大的半阁楼式住室，介绍全天的安排，吃饭时间，目的是让列宁完全随便活动。同时我们商定要想方法安排得能够适应他的需要，但是这要做得让他一点也觉察不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列宁态度特别客气，不爱麻烦别人，一贯助人为乐，不关心自己。
　　第一天傍晚，当令人惊叹的芬兰黑夜来临前的宁静到来的时候，当微风轻轻拂动一片薄雾，光彩夺目的晚霞金光灿灿点缀着遥远的地方，把原野染成一片蔚蓝，余辉恰似大火反光映红那银光闪闪、碧波涟漪、仿佛一望无际的湖泊的远处水面的时候；当夜间飞禽骤然怯怯畏畏，尔后渐渐大胆、越来越响亮地相互啼鸣，蝙蝠溜来溜去一听到猫头鹰尖叫声便急忙向旁边躲闪的时候；当万物在蟋蟀和其它各种彻夜不眠的草虫的声调抑扬、令人快慰安静的蟋蟀声中困乏欲睡的时候，——列宁身依安乐椅靠背沉思起来，安祥镇静，大家明白谈话是多余的，都默默无声……一片静悄悄，寂静无声……
　　“多么好啊，”他说道，声音勉强能听到，接着不知是又陷入沉思，还是倾听这宁静的环境。
　　我的心颤抖了一下……
　　“他多么疲倦啊，”我心里在想着，“他多么需休息一下啊·要休息得让他能够恢复睡眠，安稳酣睡，让大自然用它那强有力的翅膀轻轻为他搧风，一接触地面就能使他的勇士般的气力倍增，好去从事他将要面临的伟大斗争……”
　　在这个叫我难以忘怀的夜晚，我们一直坐了许久，几乎默默无语，偶尔彼此交谈几句，我是在十年之后再次于这里亲身体察和接触我最崇敬的人，想必我了解他，深知他就是能引导各族人民走向解放的那个人。
　　“他为什么这么平易近人？”我千百次观察他那非常突出的、令人感到亲切的、真心实意的谦虚精神，总是多次反问自己。
　　每次我都感到和听到的答话是：“因为他伟大……”
　　列宁站起身来，慢慢地向自己的住处走去。维拉·米哈伊洛夫娜最担心他的失眠症，便要求他把事先盛在一个小杯子里的绿色安眠药饮服下去。他仿佛希望让大家心情快活，便顺从地喝了，然后，他慢慢地、若有所思地、忧郁地朝楼上走去。
　　“只要能够睡着就好啦，”维拉·米哈伊洛夫娜喃喃说道…
　　我们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告辞。我们呆在楼下低声说话，踮起脚来走路，好像生怕扰乱了这美好的七月夜晚的平静，让列宁得以安宁。这种安宁对我们来说是神圣的。
　　次日清晨发现这一夜列宁确实睡得比最近整个时期都多，夜里一大觉醒来之后，不管怎么的，剩下的时间没感到头痛，是在半睡状态度过的。
　　他起来时精神饱满。
　　“空气多么好啊，简直好极啦，”他走出屋里来到花园后说道。他参观了我们的小菜园，马上给我提出一堆问题：这儿的土质怎么样？要上很多肥料吗？菜园子出产什么？够不够我们一家用的？需要浇灌几次？除草要花费很多时间吗？
　　“真是的，干吗跟您谈这些，”他心情快活地说道，“您这里一切都会搞得好的，咱们现在跟保姆唠扯唠扯吧，”于是他马上便询问起我们的保姆，保姆也跟我们大家一样，整个空闲时间都在菜园地里勤勤恳恳劳动。
　　在这块只有一俄寸半到二俄寸的肥沃土层尚适合于耕作的芬兰薄地上，缺牛少马，稍买些粪肥而主要是到马路上拾粪积肥，除耕翻土豆地外，没雇用任何劳力，我们居然能够用自己的双手从这块小小的面积生产出够我们一冬天用的蔬菜，其主要是因为我们也像芬兰的所有的人一样，采用了正确的侍弄园子、正确的灌溉和施肥方法。列宁了解之后，立刻对这些情况更加感兴趣了。
　　“技术指导常来我们这里，”保姆自豪地说道。
　　“谁？”
　　“技术指导，”我解释说，“是半官方的园艺家协会派来的，他每年夏天到各户去五次左右，无报酬地进行指导，最好应该怎样做和做些什么，应该预防什么，什么时候可能有冰冻，是否生出毛虫或别的虫子，应该如何防治这些虫子。”
　　列宁立刻注意起来。
　　“我们这里有这种情况吗？”
　　“当然，没有啦……”
　　“在这儿，我觉得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列宁挽着我的一只胳膊说道，“不过，只是有个条件：请您记下全部花销，我们以后再按同志关系均摊这笔花销，”他半低声地对我说，“请您务必照办，那样我会心安理得。您答应吗？”
　　“当然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然答应，既然您要这样做，那我就当我们共同生活的最能精打细算的会计师吧，”我回答道，我知道列宁在钱财问题上是极端大方的。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家务事，看了看我女儿列丽娅喂养的鸡群，随后便去喝茶了。
　　列宁，——可以看得出来，——很快就感到疲倦了，他拿起一条方格毛毯到丁香和接骨木树丛下面歇一歇，躺下来晒晒太阳。
　　灌木丛后面稍远地方是一片挺拔、光滑、尖细的小白桦树。后来在这里，在这些灌木丛下面，列宁不带枕头也不带书，每天都躺在那条方格毛毯上消遣几小时。
　　他的睡眠日渐增多，他本人也越来越精神了。
　　他经常，多半是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有时也和我们全家人，一块去一个大湖边散步，他喜欢在湖边坐上好久。我有好几次陪他去游泳，因为列宁是一位出色的游泳者，所以看到他我都觉得害怕：他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躺在那儿的水面上随波浪颠簸……我了解并事先告诉过他湖里有冷水流，这个湖是由火山变迁构成的，因此很深，湖里有漩涡、深渊，还淹死过许多人，所以应该小心，别往远处游。
　　哪能呢！
　　“您说淹死过人……”列宁本想脱下衣服整齐放好之后再问一句。
　　“是的，淹死过人，这还是不久前：
　　“不要紧，我们不会淹死的……您说有冷水流，——这令人讨厌……不过也没有什么，我们可以晒晒太阳……水深吗？”
　　“深极啦！
　　“应该试试探到湖底……”
　　我意识到最好什么都不要对他讲，因为他是个真正的极好运动的运动员，每次听到这样一些说法，他就越加晒太阳，晒得浑身滚烫。
　　未等你回头望一眼，他便早已跑到湖的斜坡岸边湖底，然后两手向前一伸，噗通一声——就跳进水中……接着他就不见了，没有影了……
　　在这令人难堪的时刻，脑海里真是思绪万千。
　　突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他出人意料地钻出水面，翻转了一下身子，好像坐在齐腰的水面似地，用两只手理了理像戴着花环似的一圈头发，头部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他擦了擦脸，抹掉多余的水珠，一边喊着，一边招手，又高兴，又满意……
　　“您干什么啊？这里好极啦！太好啦！”
　　他一面戏水，一面游动，时而潜入水中，好像他一生所干的就是出没于水中似的。突然他又不见啦！等呀等呀……就是不见踪影！可是又游到了更远的地方，勉强能看见脑袋；只见他仰面躺着，休息一会儿，然后一翻身，两臂摆动游起自由式，真带劲！有力、摆动幅度大……
　　“底没摸到，里面太深。真—好—啊！
　　他又挥了挥手，接着又隐藏起来……
　　这一回，看来，他决定往回来了，他翻了一下身子仰面朝天，游得越来越快，全速，非同一般，用两脚推进，两只手，手腕子，一个劲地在腰部附近闪动。越来越近了，这一回，看来，是要彻底地出来了。可是，他怎么也不肯放弃这种快乐的事情：一下子翻了个筋斗钻进水中，穿出水面，又扎了个猛子……
　　“什么时候波浪能够最后把他推到岸上来啊？”我心中不安地想着。
　　但是这回他游到岸边来了，赶过一浪又一浪……游了一会儿，突然跳了出来，涉着浅水处跑了起来……
　　终于上岸了！
　　他心满意足……赞美湖水……赞美各种各样水温……他说，遇到冷水流——就好像焙烧似地，然后再晒晒太阳。他还潜到深处：既不见草，也不见底，什么都看不见，水里一片黑乎乎的…
　　他笑那些怕水的人，他说明天还要再游……我一看，问题严重了……
　　找水性好的人来一块游吧，不成，——他会发火，不会再去游泳的，就要使他扫兴，若那样——太揪心啦。要知道，实际上这个湖是很危险的！这里出生的芬兰渔民他们都害怕这个湖水，不敢游到远离岸边的地方。这该怎么办呢？
　　我决定背着列宁去弄一条小船来，我划船还是满不错的，——从前划船比赛时我常得到头一名。当天我便去租一条小船，打算把船从湖的另一面划到靠近游泳地点。
　　人们碰见我便问：
　　“昨天跟您游泳的这个人是谁呀？……啊呀，真是个游泳好手！……”
　　“他是波罗地海舰队的一个水兵，我的一个亲戚，”我竟不知羞耻地撒了个谎，“他是来休假的，他一看见家乡的自然风光，便象个鸭子，一头就扎进水里……”
　　“是呀，看得出来，是个水手……他一个劲地游啊，游啊……”
　　一个关于优秀的游泳能手——波罗地海舰队军官的传说便在我们这一带传开了，第二天我一看游泳时间里在湖边闲逛的人多起来就非常焦急。我任何情况都没告诉列宁，但是，当他准备再次去游泳时，我尽力使他拖后一两个小时出发。我心里感到不快的是，他引起了当地居民和避暑休养的人注意。
　　列宁发现，尽管湖边很宽阔、漫坡而且很适合游泳，是一个大沙滩浴场，但游泳的人依然很少，而且都紧缩到灌木丛跟前，好像感到胆怯，不好意思。
　　“这若是在国外，”他说道，“情况就不同啦。哪儿都没有这样宽敞地方。但是，比方说，在德国，工人们、节日消遣的人们愿在湖上游泳的要求是那样强烈，酷夏里每天都在开阔的地方直接从岸边到水里游泳，一个挨着一个，有男人也有妇女。难道就不可以规规矩矩脱掉衣服下去游泳，不搞流氓行为而互相尊重吗？
　　“当然可以，”我回答他说。“不过，很可惜，我们这里有很多胡作非为的人和不良的好奇行为，在普遍不文明的情况下，这不仅经常会产生不愉快的事，而且还会干出丑事。”
　　“应该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坚决斗争……这应该采取严格措施：例如，赶出浴场，不准在公共场合游泳。游泳的人应该组织起来，应该制订人人必须遵守的规则。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在国外成千上万的人一起游泳，不仅有穿着衣裳的，而且也常有不穿衣裳的，但是从来都没有听说在这种场合中有什么丑事。应该同这种现象作坚决斗争……我们面临着一项争取新的生活方式，取缔宗教迷信和隐蔽的男盗女娼的伪善行为的繁重工作。”
　　随着列宁不断休息，他逐渐恢复起谈论大众目前所注意的各种问题的兴趣。他开始浏览报纸。有时拿起重新出版的书籍来阅读，阅读英文版长篇小说。
　　我当时顺便兼做生活与知识出版社书籍编辑工作，该出版社的工作是由编辑委员会领导的。
　　编委会责成我详细订出我提出来的关于出版内容广泛的、包括通俗的和科学的反宗教读物的计划，读者在这样的读物里能够看到对整个一般宗教学说的无法反驳和富有说服力的批评和特别是对东正教牧师们的彻底揭露；东正教的牧师们直到最近仍占统治地位，二月革命之后，很遗憾，仍然很少被动摇过。
　　我有一次坐在凉台上修改拟议中的这部分出版物书目草稿。列宁进来问我做什么。我向他详细地讲述了出版任务、资料和我已经拟订的出版计划，给他看了我卷宗里收藏的、应该收入揭露东正教牧师的文集的手稿，看了拟订出版倍倍尔、拉法格、考茨基、吕特盖那乌等人著作目录。列宁对这一切都非常赞同，他活跃起来，在凉台来回走动，并说，他觉得有必要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的作品中选录一批，伏尔泰对天主教的讽刺嘲弄对于净化人类灵魂，消除宗教迷雾瘴气和各民族中搞宗教迷信活动的老奸巨滑人物灌输给各阶层民众头脑里的一切宗教邪说的可望而不可及和唯唯诺诺的观念是大有益处的。
　　“这方面必须根据读者的各种文化程度进行一系列有计划的安排——有揭穿在换新圣象未能奏效的把戏败露马脚的骗局中散发出来的宗教迷雾，把牧师们、修道士们的种种勾当和一肚子男盗女娼行径告诉给老百姓的最通俗易懂的活页；有对圣经的起源、宗教史、宗教裁判所史、论宗教问题的学术性和科学普及论文集的非常认真的科学探讨……”
　　“我们的出版社不应当舍不得资金、力量和时间，”列宁对我说道，“用在出版有关这个问题的活页、小册子和书籍上。我们当前需要在这方面做艰巨的斗争，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谨慎的和毫不松懈的斗争。不应该忘记，宗教问题不仅渗透农民群众的全部日常生活，而且渗透广大工人群众的全部日常生活。因此我们应当解决一切日常生活问题，这些问题，不用说，是与我们整个生活和斗争的一般条件相联系的。然而这方面的教育工作应该是特别耐心的、长期的。”
　　另一次他对几十封信发生了兴趣。这些信是一个偶然机会从彼得格勒捎给我的，他看得很仔细。这些信全是教派信徒从俄国各地，特别是从前高加索和北高加索寄来的。信中向我具体地询问各政党情况，询问最好投票赞成哪些党派参加立宪会议、应该如何看待报上关于列宁的报道、我本人是属于哪个党派的，等等。这些来自人民大众最底层、来自穷乡僻壤、哥萨克镇、田庄、县城的政治方面的书信引起了列宁的极大的兴趣。他仔细阅读，读了一遍又一遍，注意这些信的民间文体，统计了语法上的错误，琢磨语言特点——方言成语，俄文和乌克兰文的混合体，同时向我提出了几十个问题：我本人是否了解这些人？我认识哪些人？是在何处和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的？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经济、职业状况如何？他们的家庭生活、生活方式如何？他们有多少人？都属于哪个教派，一个教派与另一个教派有什么区别？各教派的社会基础怎样？我勉勉强强对这些问题做了回答，我知道这种肤浅的回答肯定是不能满足列宁的，于是当即把有关各种教派的这门学说的最主要读物，不论是铅印的还是手写的，以及经济方面的和其它种种调查一拿给他看，对这一切材料我做了简要归纳。
　　列宁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这一切情况，并责成我把他的论述各政党的小册子分发给教派信徒们，这些我都一丝不苟地完成了。在回信中他恳切地希望教派信徒们能非常认真地读一下邮寄去的书籍，并希望回信给我，而从我自己方面答应回复他们的来信，不管怎样都与他们保持联系。
　　对来信，我当然立即回信，并让列宁看了两三封回信。他赞同信的内容并对我说：
　　“我已经不只一次地对您说过，现在再重复一遍：您应该写几本供广大群众阅读的小册子。您要用优美的俄文写得非常通俗易懂。普列汉诺夫还一再跟我谈过您，说您很精通俄文。”
　　我之所以冒昧地在这里引用了列宁的这段话，只是因为让同志们理解这些话对我是多么珍贵。但是，由于日常忙碌加上我当时所承担的具体工作过多，列宁的这一遗言我完成得很不好。
　　列宁指示在我给教派信徒的信的内容里要采取适当形式加进我们彼得格勒组织最近一次游行示威时所宣布的那些口号，务必着重指出临时政府的谎言和骗局。这一点我照办了，在每封信里均加进彼得格勒工人最近一次游行示威的简记，并列举了游行示威的全部主要口号^[31]。
　　列宁就是这样非常敏感地注意我国生活脉搏的跳动。当时他特别关心农民群众的生活，我认为这就是他为什么这样关心地对待他偶然碰到的、他本人大概也从来未曾见过的教派信徒情况的一个原因了。
　　第二天，他好像继续我们昨天完全偶然的一次谈话似地对我说道：
　　“您务必为教派信徒写一份评论立宪会议的鼓动性传单，特别要强调关于战争、土地，关于信仰的条款——这会大大有助于我们在他们之中的宣传，他们就能够投票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而可能在某些地方同意我们的人选。
　　我本来开始起草一份这样的传单了，但是事件很快就使生活环境紧张起来，致使我未能及时完成列宁的这一愿望……

　　列宁只享受到不几日的安静和休息。
　　7月4日（17日）清晨六时左右，有人敲我家的窗子。
　　我一眼便看到了我们党内同志马·亚·萨韦利也夫^[32]。
　　我马上意识到彼得格勒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然他不会这么早就坐车到我们这里来的。我赶忙开了门。
　　“出了什么事情啦？”
　　“彼得堡发生起义啦，”他回答道。
　　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这儿常有夸大事件的现象，所以较详细地询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得出的结果是，既有起义，又没发生起义。原来发现，彼得格勒委员会未下达任何指示，而是工人、士兵、水兵不知怎么地自发地行动起来了，但是，毫无疑问，各个区里个别一些情愿冒险的头脑发热的人、某些直接在群众中工作的鼓动员也参加了这一自发行动。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控制住这一运动，使其形成有组织的方式，从而能够控制住民众的自发势力。
　　原来是一群群游行示威者前往国家杜马，前往工人代表苏维埃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时，街上枪声四起，听说政府正在调动军队。随时都可能发生冲突。
　　我听了这种种情况之后便想：
　　“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去叫醒列宁。”
　　我来到了二楼。列宁正在酣睡。很不忍心叫醒他，因为在彼得格勒后一时期失眠症一直在折磨着他，在良好的休息作用下，失眠现象开始消除，最近几夜他睡得越来越正常。我觉得他一旦回到彼得格勒，他又会陷入生活不断演变的漩涡，他会一直不能好好休息。
　　列宁醒了。
　　我简明扼要地向他传达了发生的事情。
　　“应当走，”他说道，迅速起床，仿佛一下子就消除了睡意。
　　我立刻叫醒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
　　萨韦利也夫又讲了一遍并说出了自己的推测：
　　“这会不会发生严重的行动呢？”
　　“这件事来得完全不是时候，”列宁说道。
　　我们急急忙忙喝了点牛奶便动身去火车站，路上雇了几辆芬兰马车。
　　火车上谈论的全是有关彼得格勒的事件，消息是由最后几次夜班列车传来的。
　　车厢里可以听到有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不赞同的意见。传闻把工人和警备队中的这些风潮硬说成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造成的。我意识到列宁必须十分谨慎，这一点我已告诉他和其他各位。他是用他的合法护照乘车的，我非常担心，因为我知道在边境车站白岛有特别多的密探到处乱窜，而且检查护照特别严格。进逼芬兰的临时政府最近在检查从那儿过境的旅客的行李和护照时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措施。我出示了我们的护照，警察看了看未加任何注意，我当即建议列宁走出车厢去喝咖啡，因为我了解临时政府已经布置好的密探马上就会挨个车厢走动，他们为对付事变会找列宁的碴儿，甚至会逮捕他。
　　我们走开了。
　　我立刻递给列宁几份报纸：每张报纸都有彼得格勒事件的简要报道。
　　列宁认真地读了这些报道。我问他对事件的看法如何。
　　“根据萨韦利也夫所谈的情况和报上的报道来看，我不认为会有任何严重事态。这是不满的老百姓的又一次激怒的爆发，是苏维埃摇摆不定的妥协政策和临时政府一系列卑鄙行为的两面把戏的结果。这一运动应该马上控制住，可能的话，要立即制止它。所有的报纸都毫无例外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中伤诽谤，这种中伤诽谤坏得很，厉害得很。这是露骨的反革命，它暂时会危害我们。
　　我们上了火车，不一会火车便开动了。
　　列宁埋头读报。我们也抓紧读报，尽力把报纸大一点打开，遮护列宁，挡住旁人的视线。
　　这样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彼得格勒。
　　在这里，下了火车后，我们预定坐电车走。但是结果发现电车不通了——罢工了。游行示威的队伍穿过芬兰火车站广场向塔夫利达宫进发。到处充满紧张气氛。十分清楚，列宁必须尽快赶回家里。
　　我们商定以后在塔夫利达宫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一间屋子里接头，于是我便立即给列宁雇了一辆马车，这辆马车车棚恰好支撑着。列宁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上了这辆四轮马车挨坐在一起，为了把萨韦利也夫捎到家里，然后再到塔夫利达官，我叫萨韦利也夫干脆就坐在列宁脚跟前把两脚放在马车踏板上。
　　马车夫一看他的四轮马车超载便提出了抗议，但是，他“在遇到罢工的情况下”得到两卢布预付车费，对这几个意外的乘客高兴得不得了，起劲地巴哒了几下嘴，扯了几下缰绳，车向右急转拐到人少的地方便疾驶而去。
　　我往彼斯基自己家走的时候，在彼得格勒几条街上遇到了一队队、一群群游行示威的人，他们都在同一方向急急忙忙赶路。群情激昂喧哗，可以听见这些不干活的人群中有谴责布尔什维克的。
　　回到家里后，我急忙打电话找人了解事件情况，并立即通知党的负责工作人员以及我们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说列宁过一会儿就要到达塔夫利达宫。接到对布尔什维克的中伤诽谤时时都在加剧的报告，我感到非常不安，我在电话里谈话提到列宁时，为防万一，都用秘密代号来称呼他。内心里暗暗提示，应该提高警惕，很快我便确信我的看法是完全对的。我走出家门在大门口碰上了我们的一个看门人，革命前他参加过一个黑帮组织，一贯为密探效力，2-3月份后完全消停下来。现在他本人突然又变得蛮横起来，平白无故地找我的碴说：
　　“你听着，现在没有护照任何人不得住宿……任何人我都不准许……否则我们就抓起来……护照嘛——须要登记……”
　　他的整个口吻，他那神气的样子清楚地告诉我，他接到了一般性的和对我的住处的特别指示，最近一个时期有时在我的住处借宿的有列宁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以及我们的其他负责同志，当然未向看门人请示过，也未登记。
　　我对这个大发雷霆的黑帮分子根本不在乎，对他的威胁，我明确地告诉他，根据他过去和现在的黑帮言行，他可能被立即逮捕。
　　“咱们走着瞧吧……”他突然气极败坏地大喊大叫。
　　“你们的好日子过去啦。现在是另一个世道啦……”他追着我喊了一句。
　　“真的是‘另一个世道’来了吗？”我心里琢磨道，接着便朝苏沃洛夫大街走去。
　　街上的场面使我非常痛心。小铺老板、清扫工、看门人、一些怪模怪样的人物三五成群地集聚在一起，特别是围在各小饭馆门前吵吵嚷嚷，比比划划，漫骂布尔什维克。在这漫骂声中，一些穿军装的和非常可疑的穿便服的人乘机进行露骨的反犹太人主义的宣传。
　　我听到这里全是早已熟悉的黑帮分子及其组织的那一套话，我便明白了反革命要卷土重来。
　　两辆拉着喝得迷迷糊糊的士兵的卡车从我身旁隆隆而过，士兵们用枪朝着人行道瞄准，其中一辆车上，三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家伙站在一块紧紧搂抱着借以相互支撑，并用粗野的声音可嗓门喊道：
　　“揍犹太人！……揍他们这些可恶的东西！
　　“乌一啦一啦一啦！……”醉醺醺的喊声应合着他们。
　　人们急忙躲闪一旁，有的向他们致敬，有的立即散开，几乎四处奔逃。
　　很清楚，城里很不稳定，惶惶不安。
　　为了留心观察街面上的情绪和议论，我徒步走路。越靠近塔夫利达官，人杂和议论纷纷的现象就越来越明显地被一群群工人的一种忧郁情绪所代替。再往前走，便遇到了游行示威者、工人和士兵部队的正规队伍，他们常常是全副武装，排着正规的行军队形行进。队伍里可以见到6月18日游行示威的标语牌。另一些部队则走得乱七八糟，溃不成伍。这些漫不经心地磨磨蹭蹭走路的、穿戴马马虎虎的携带武器的人群给人留下了十分可悲的印象。
　　在塔夫利达宫附近，有的游行示威者在休息，有人在听演讲员演说。
　　我走进宫里，立刻到了大厅上敞廊拨给布尔什维克党团用的那间屋子。
　　有的同志已经到了那里。列宁是在二十几分钟以前来到的，然而却沉思地在屋子里来回走着。他坐下来后我们同他攀谈了一会儿，从他的言谈里可以看出，他对上街本身、游行示威本身不太予以注意，比较重视的是反革命的出动，对布尔什维克的中伤诽谤和克伦斯基在这之前从附近的前线调回的骑兵部队开进彼得格勒。
　　“下一步怎么办？”我问列宁。
　　“武装起义，——其他出路是没有的。”
　　“什么时候？”
　　“这要看情况，但不晚于秋天。”
　　他觉得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已完全解决，现在他的整个活动正是按照这条轨道进行的。
　　举行了会议，决定逐渐地、不激怒群众地对整个这次游行示威加以限制，同时逐渐地转入正常上工，但是要充分利用工人和士兵这次独立行动来详细说明当前局势和我国政治生活的各种事件。
　　此刻在楼下会议厅里，吓得屁滚尿流的孟什维克、劳动团分子^[33]、社会革命党人拚命喊叫，数落着布尔什维克玩火和用自己的“极端”政策造成流血的“背叛行为”。这些卑鄙的家伙完全忘记了是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的一切文件和演说，他们跟临时政府进行的越来越使他们自己陷入反革命泥潭里的一切无止境的谈判把群众激怒到了极点：群众开始直接仇视苏维埃中的这些妥协分子，每天都能够发生极端无政府状态的行动和各种各样的自发的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来反抗那些一直无能为力管理革命国家的人。他们不懂得一贯善于有组织行动的、纪律非常严明而又信守不移的布尔什维克党恰恰是一颗避雷针，曾不止一次地解救过他们，排除了随时都可能在他们头上一触即发的为时过早的民众的霹雳闪电。正是一贯认为自己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布尔什维克能够控制住自发势力，把它引上有组织的轨道，避免没有把握的过急行动，以便集中力量，在确实应该而且必须全力以赴突击的时候去突击阶级敌人。

　　由于游行示威者不断走进塔夫利达官，当时的苏维埃活动家们不仅不太愿意欢迎革命工人和士兵，而且不太愿意和他们交谈，所以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在这个孟什维克苏维埃王国和妥协分子的中心担当起积极的角色。
　　我们立刻在楼下占了一个单独的房间，建立起固定的值班，接待游行示威的人，组织了几个讲演组。我们的房间很快就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市内的消息源源不断地送到我们的房间来，人们就是从这里听候指示和命令的。生活本身不顾统治集团的一切阻挠，就这样将人民的真正朋友摆到了人民注目的、革命的赞扬和行动的中心。
　　布尔什维克和游行示威者在谈话。孟什维克却在塔夫利达宫讲台上自我欣赏关于“险恶的”布尔什维克的长篇大论的演说，而丝毫没有觉察出自己已经站在实际由布尔什维克驾驭的政治马车上的供仆从站立的脚蹬上了。
　　说来也巧，在如此重要时刻，历史，这位爱戏谑者，竟马上插进一些笑料。
　　正当一个十分嚣张的妥协分子从苏维埃的讲台上猛烈抨击未出席会议的布尔什维克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枪声。几分钟后仿佛是爆炸似的，轰隆一声巨响。不知拴在什么地方系马桩上的一些骑兵马匹因受惊脱缰沿街疾驰。
　　刹时间一片慌乱，孟什维克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联络委员会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委员会的英雄好汉们人人惊慌失措。
　　有人喊了一声：军队在猛攻宫殿。传来了砸碎玻璃的响声，于是塔夫利达宫的这些好汉便纷纷跳进绿荫如盖的古老花园。这时一营步兵满身尘土，疲惫不堪，来到了塔夫利达宫大门口，还没有碰见任何人，便听到了一群脱缰之马的蹄声，受人一挑动，就以为这一切是哥萨克赶来冲锋。一营人纷纷奔向院内和大门口台阶上，从台阶又奔向门房，又从门房沿大走廊向左跑，成帮的或单个的躲在圆柱后，从这儿端着刺刀对准来敌。这出“塔夫利达官”闹剧的演员们竟把张惶失措的士兵的这一可耻的胆怯行为当成起义部队的攻击。于是引起一场各种议论，人人张惶失措，个个胆战心惊。突然爆发一阵喧哗声，这时我们几人正在我们房间里值班。我来到前厅，便看到一片惊慌失措可笑而又可耻的场面，那些偶然来到这里的昨天的革命人士面如土色，纷纷逃命。我觉得这样下去可能极其悲惨，便等了一会儿，以为苏维埃里会有人到这里来建立秩序，可是正像后来发现的那样，七月三日事变的逃跑者早把张惶失措带进苏维埃大楼里来了，因此里面才闹成这种真正的混乱状态。
　　我看到士兵们惊慌失色地钻进塔夫利达官里四处躲藏，其中一些特别大胆的拉得枪闩咔嚓咔嚓响，准备迎击臆想的来犯的哥萨克。这时我急忙来到塔夫利达宫前面的小广场，又看到了这里令人好笑的场面：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士兵藏进丁香花和金合欢树丛里，借这些天然掩蔽物保护自己免遭无形敌人的攻击。
　　我用目光寻找“当官的”，打算向他提出整顿一下四处逃散的步兵营的要求，可是一个人也没找到。
　　我一度曾在我们的半军事性质的康士坦丁测地学院学习过的军事口令全忘光了，但是我仍然大声喊道：“排成一列！”我不确切知道口令是否应该这样下达。士兵们立刻从灌木丛和其他各个地方爬出来，跑步集合到一起。这时我终于看见了束手无策的司务长，他全然不知该做什么。我严厉地瞧着他，责备他为什么不把士兵排列起来。
　　“因为他们吓坏了，”我听到令人可笑的回答。
　　“立刻整队！”我严厉地命令他。
　　司务长跑来跑去发出一个又一个口令。
　　我看到这里的事情已安排妥当，便向宫里走去撵躲藏在那里的士兵，向他们宣布说他们步兵营已整好队伍待发。士兵们立刻从宫里往外跑。
　　这时代表之中最胆大的唐恩出现在前厅里。他用恶狠狠的凝视的目光扫了一下所有的人，得知步兵营正在离开，便转身退了回去。
　　一声巨雷轰鸣，大雨倾盆，一场伏天暴雨从一块飘动的乌云上降下。
　　那些曾跳到玻璃破碎的窗户外边的一双双男女恋人被大雨惊跑，头上什么也没遮，跳过水洼和湍急的雨水流，贴着官墙根跑过去。这些勇敢的男女公民面带愧色四处张望，想悄悄蹓进大门里来。
　　我先是对司务长，然后又对走出来的军官们说，他们最好是带领自己如此这般勇敢的队伍返回营房去。他们听从了我的话。发出了口令，一营人列队整齐地冒倾盆大雨迈步向自己营房走去。
　　令人啼笑皆非的“围攻”塔夫利达宫事件就这样在这个意义重大的1917年7月4日结束了。
　　我们的值班室陆续不断地收到各工厂和兵营抗议集会的消息。十分清楚，我们的组织控制住了局势^[34]并正在把运动引上正确的轨道。我还得知，彼得格勒委员会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停止罢工和抗议集会的决议，为此还准备了有关宣言的文本^[35]。傍晚五时左右，喀琅施塔特的水兵开来了。这些水兵的特点是，对一切革命口号都很容易接受。他们随时准备一接到命令便立即出击。他们完全按照作战要求赶来，并驻扎在塔夫利达官院内。他们全副武装，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战斗力量。同他们一道来的还有他们爱戴的罗沙利^[36]同志，士兵们跟随他赴汤蹈火均在所不辞，而罗沙利同志完全按我们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指示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先向这些水兵宣布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决定并详细说明做出这一决定的全部理由和当前轰轰烈烈的事件的特点。
　　尽管数千名充分做好战斗准备的水兵开进了市内，尽管向水兵开了火，水兵被迫还击，双方均有伤亡，尽管武装群众的愤怒和不满是有理由的，但是，在彼得格勒各街道上游行的工人、水兵、士兵还是立刻接受了中央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指示。游行示威平静下来，城市逐渐恢复了平时状态。
　　但是临时政府感到布尔什维克在不断积蓄力量，便配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妄图一举消灭掉布尔什维克。他们佯装似乎没发现在群众革命高涨的这些日子里最主要的政治作用已自然而然地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他们决定调集他们可以指靠的那些部队，对布尔什维克转入公开的进攻。他们打算以残酷镇压和逮捕的办法一下子取缔群众革命运动。早在7月3日就隐隐约约传出了临时政府的军队向彼得格勒调动的消息。
　　除了军队以外，气急败坏的临时政府活动家们决定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首先是用中伤诽谤来反对整个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反对列宁。7月4日傍晚七时，我在塔夫利达宫值完班后回家呆一会儿。过不多时有人给我打来电话。
　　“您是谁？”我问道。
　　“您能听出我是谁吗？”一个说话时p、л发音不大清楚的人回答说。我仔细一听，啊呀！是我认识的一位思想急进的律师尼古拉·谢尔盖也维奇·卡林斯基，他几乎长期住在哈尔科夫。我曾多次以鉴定人的身份同他一起出庭处理有关教派信徒案件的诉讼。他处理这类诉讼一贯巧妙、果断，案情熟悉，而且是那样无拘无束，致使他的讲话和对传教士、牧师以及东正教机关的审问常常引起检察官和庭长的抗议。
　　在二月革命期间，共和国检察长彼列维尔泽夫^[37]因个人与他很熟悉，曾建议卡林斯基担任他的助手。遗憾的是，卡林斯基同意了，从而大大损害了自己的威信。
　　在此次通话之前，我很久没见到他，也完全不了解他的情绪如何。
　　“我给您打电话，”他对我说，“是要预先通知您：这里正在搜集反对列宁的各种文件，并将在政治上破坏他的名誉。我知道您与他很接近。根据这个情况您要做出自己的结论，不过您听我说，这件事很严重，言论很快就会变成行动。”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他。
　　“指控他给德国人进行间谍活动。”
　　“可是您是清楚的，这是最卑鄙的诽谤！”我回答他说。
　　“我明白，这在目前情况下横竖是一样。但根据这些文件将要迫害他和他的所有朋友。迫害立刻就要开始。我告诉您这件事很严重，请您立刻采取必要的措施，”他急忙说道，声音好像有些喑哑，
　　“为了我们多年的友谊，我才把这一切情况告诉给您。我不能对您说得太多。再会。祝您一切安好……您去行动吧……”
　　“感谢您的提醒……”我刚说完，电话就不响了。
　　根据谈话的整个口气，我明白，卡林斯基告诉我这一消息时匆匆忙忙，是考虑到他的官职地位，把这一切情况告诉我，他要担风险的。我知道他是个稳重谨慎的人，所以我明白，这件事显然是严重的，而且确实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我把情况作了全面考虑。
　　当然，首先得赶紧到列宁那里去，把全部情况告诉他。我本来完全准备好要去塔夫利达宫，可是又一想，可能碰不上他，应当赶紧，而且为了争取时间，最好碰碰运气，通过电话和列宁取得联系。我给塔夫利达官我们的值班室打电话，有个人接电话。我请他立即找列宁听电话。
　　“喂！……”过了半分钟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刚才得到一个消息，消息来源不仅可靠，而且可以说是第一手的，是涉及到对您施加迫害，一个卑鄙无耻的消息。由于您很容易理解的原因，在电话中我不能说出消息的来源，因为别人可能窃听我们的谈话……”
　　我怕打断我的话，我急急忙忙地向他详细讲了卡林斯基告诉我的一切。
　　“您的消息来源绝对可靠吗？”
　　“是的。”
　　“是意外得到的，还是与您有长期老交情的人提供的？
　　“是的，一个有七年老交情的人提供的。”
　　“您描述一下，他现在是做什么的，是平民百姓，还是身居要职的人？”
　　“他担任高级官职，他本人由于老交情对我很有好感。
　　“他是根据谣传，还是根据哪怕是伪造的文件通知您的？”
　　“他通知我说有文件，并建议尽可能快些采取认真的措施，我理解，是采取及时防止迫害的措施。”
　　“我们这里也得到了有关这一卑鄙无耻勾当的某些情报，正在设法核实。如果您知道些什么，请通知我们。您所通知的这件事，很重要，事关重大……”
　　我说服列宁尽快离开塔夫利达宫，而且绝对不要回家。
　　“您不要这样焦急不安，”列宁精神饱满、亲切地说道。
　　“我感觉您有危险，所以我不能不焦虑。
　　“不要紧，没关系……我准备离开这里…
　　“最好快些离开！
　　“好……再会……请打电话……”谈话中断了。^[38]
　　我开始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又与几个人通了电话，其中包括与国家杜马成员，我们的同志尼·古·波列塔也夫^[39]，请他到列宁那儿去。
　　这时我的妻子维拉·米哈伊洛夫娜回到家里，精神焦急而又紧张。
　　“我刚才看到，”她对我说，“在大街上殴打一些年轻人，因为他们表示同情布尔什维克。
　　在进大门时她注意到台阶上有些形迹可疑的人走来走去，总和我们的黑帮分子守门人谈话。有个叫瓦西丽萨·普罗霍罗夫娜的妇女在我们家已经住了好几年，她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工人安德烈·叶甫多季莫夫的妻子，这些天他不在彼得格勒。瓦西丽萨·普罗霍罗夫娜来了，并告诉我们，有人盘问她是否有个从前常来的客人到我们家来过，还问她，我什么时候在家，谁常到我家来。
　　我明白了，监视已经开始了，下一步大概要真的围猎、搜捕、包围住宅了。
　　我往塔夫利达官打电话，但无人接，显然大家已经离开那里。
　　我们决定到芬兰去会见同志们，并和他们讨论行动计划，我知道大概这些同志会到那里。
　　“可是列宁怎么样？他在哪里？该如何帮助他？”
　　在这样时刻，我完全失去和他在一起的可能，感到异常难过，因为我知道敌人在监视我。
　　我往各处打电话，但得到的消息却很少。幸好有几个同志到我家来并告诉我说列宁离开了塔夫利达宫，并想等待一些时候，以便作出某种决定。
　　这位同志还使我意识到，我的住宅毫无疑问已被监视，而且我有可能被逮捕。这是晚上九时左右。我和维拉·米哈伊洛夫娜商议决定去穆斯塔米亚克车站。我们乘车来到利齐尧桥跟前，发现桥已拉开了。临时政府和孟什维克使用了沙皇政府对付工人的老办法。在桥跟前去芬兰车站和乘小船渡涅瓦河的人排成长队。我们也依次站队，可是警察禁止船夫载群众渡河。这引起人们极大愤怒。利齐尧桥和堤岸上出现了骑兵侦察班。我们决定回家。第二天早晨情况变得复杂了：有些陌生人多次往我的住处打电话，问我是否在家，是否还有别人住在这里，上午十一时左右房管会主席领着一个穿便服的人来了，声称他们奉命要检查有什么人住在我家。我向他们声明，这种特务活动在这个共和国里是不准许的，而且现在已不是沙皇专制时代了。
　　房管会主席设法单独和我在一起，并说：
　　“您最好离开。昨天和今天总在打听您，并且在您这儿搜寻什么人……”
　　我明白，他们在搜寻列宁。
　　当着穿便衣的人面大声申明我的住宅绝对没有也未曾有过任何外人以后，我便离开了这两个不速之客。
　　不久我和维拉·米哈伊洛夫娜便经后门来到院内，又到了街上，便往芬兰车站去了。一夜之间市内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龙骑兵部队带着机关枪和轻炮从各哨所、车站出来。军队占领了各十字路口、广场、车站及其它战略地点。人行道上聚集着从各处涌来的小市民、商人、资产者、各级官吏，他们一下子变得大胆而厚颜无耻起来。街上工人很少。黑帮匪徒以及临时政府和跟在临时政府屁股后转的孟什维克和爱喧哗的社会革命党人尚可依靠的所有那些人的暴行明显地猖獗起来了。
　　走在街上令人很不舒服，令人憎恶。利齐尧桥架上了，我们过了桥，巡逻队以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两小时后这里就开始检查护照，显然是要拦截什么人。
　　我们乘上火车，顺利地起程了。
　　车厢内消夏的人象丸花蜂嗡嗡叫，老是议论当前发生的事情。在白岛仔细地检查所有人，特别注意检查护照。很明显，是在搜寻什么人，通缉什么人。
　　“他们想逮捕列宁，”我悄悄对维拉·米哈伊洛夫娜说。
　　“他到底在哪儿？”她回答说。

　　7月6日早晨，我决定到彼得格勒去弄清全部情况。早上六点过后，我和维拉·米哈伊洛夫娜一起前往车站。在内沃拉村我发现一个携带步枪的士官生向我们迎面跑来。他匆忙跑近我的马车，跳上踏板。
　　“请问，我们到邦契一布鲁也维奇家怎样走？”
　　“您们找他有什么事？”
　　“我们奉命去搜查他的别墅
　　“我就是邦契一布鲁也维奇……”我回答说。
　　这时一大群士官生跑到我们跟前。在他们的后面马车上载着机关枪；再后边一排哥萨克徒步行进。
　　他们调转过我的马头，于是我们便往回走去。
　　士官生远远望见我的房子，便以散开队形飞奔过去，团团包围了我的别墅，咔嚓一声拉开枪门，卧倒在地，仿佛在等待攻击。
　　“瞧，好一批勇敢的战士，”我嘲弄他们说，“看到一所别墅，立刻便奔向树丛
　　他们中间有个说话时发音很不清楚的人，跑到我跟前喊道：
　　“我们不准许您侮辱我们！
　　“你们是什么人？”我严厉地问道。“你们的证件呢？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我们……士官生：
　　“请拿出你们的证件！……”
　　“可是我们没有证件……”一个士官生用法语对另一个说。
　　“你们怎么敢没有证件就到这里来？”维拉·米哈伊洛夫娜也用法语厉声地说。“而且还表现得这样粗鲁无礼……你们别忘了，这不是在俄国，而是在芬兰。”
　　士官生们立即集合起来。
　　“可是吩咐我们逮捕一个有名的间谍，对我们说他住在你们这里：……”
　　“什么？……”维拉·米哈伊洛夫娜戴上夹鼻眼镜，好像决心要和他们战斗一番似地对他们喊起来。“你们这些毛孩子，怎么敢这样称呼我们最好的朋友？滚出去！
　　“可是太太，我们必须……”
　　“滚出去！……”她指着花园门对他们命令道。
　　士官生开始往街上走……
　　维拉·米哈伊洛夫娜紧紧跟着他们，并对他们说，她要立即做他们侮辱了我们最好的朋友的记录，还要按芬兰法律，要他们负重要责任。
　　这时走来一个军官，仔细听了谈话，并很客气地说：
　　“这就是逮捕住在您家的列宁的命令。”
　　“列宁不在我们这里……”
　　“他在你们这儿住过吗？”
　　“住过……”
　　“那么他现在在哪儿？”
　　“这与你们无关，这是我们党的事情，而不是你们的事情，”维拉·米哈伊洛夫娜回答他说。
　　“可是我们必须逮捕他。
　　“办不到……您得先逮捕所有的工人……”
　　“为什么？……”一个一直在非常用心倾听谈话的哥萨克提出问题。
　　我立刻插话，并用极简单易懂的话对哥萨克们讲起列宁、讲他是什么样人，讲他的过去，讲工人为什么如此热爱他，讲资产阶级为什么中伤他。
　　“那么您早就认识他吗？”
　　我作了说明。
　　“就是说，这一切都是谎言？”
　　“那还用说……”
　　于是我们之间产生了初步的“同情友好”的迹象。
　　“没有我们的事了，”哥萨克们说完就撤走了。
　　大部分士官生都部署在邻近的山丘上，热烈地互相讨论着什么。
　　有两个士官生，一个就是跳到我们马车踏板上的那个和另一个，他的同事，喊道：“我们还是得搜查一下！”便向别墅跑去。又难看又孱弱的穿便衣的人跟在他们后面，迈动两条罗圈腿，走着碎步，他那副令人讨厌的面孔我感到很熟悉。带证件的那个军官慢腾腾，不慌不忙，我觉得他很不情愿地向那里走去。
　　我立刻向别墅走去。
　　还在清晨准各到彼得格勒去的时候，为了以防万一，我将所有的地址都已销毁。把保存在我这里的信件也全部藏到秘密的地方。
　　我女儿的保姆乌丽亚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沃罗比约娃出乎意料地，可以说，猛烈地指责士官生们。她是一个普通的沃洛格达农妇，从1905年11月就住在我家，和我们一道经历过无数次搜查，那时我的住宅数年中差不多每星期都有沙皇警察和密探来光临。
　　她急躁而激动，毫无顾忌地斥责士官生，骂他们是坏蛋，是恶棍，说什么警察和宪兵都赶出去枪毙了，只可惜没全部毙掉，而把他们这些坏蛋、不懂事的毛孩子留了下来：
　　士官生窘住了，受了侮辱，感到吃惊……
　　其中一个开口说，他不允许任何厨娘侮辱他…
　　“啊，你这个贵族崽子，”保姆大喊起来，“厨娘和你不一样。看来你是拥护旧制度的。警士都给捉起来了，也应当把你捉起来……”
　　那位军官出示了证件，希望察看一下各个房间。
　　“我必须这样做……
　　那个穿便衣的径直窜进我的房间。我跟在他们后边。那个人向我的写字台奔去，于是我突然认出他就是密探，还在沙皇政府时期，他就经常在穆斯塔米亚克车站值勤，跟踪盯梢过我们所有的人。
　　“您要干什么？……”我向他喊起来。“从这里滚出去！坏蛋！……您这个沙皇政府的暗探竟敢闯进芬兰居民的家里！”
　　他立刻从写字台前弹回，缩成一团，看来他很害怕我认出他来，便匆忙跑出别墅。
　　军官穿过各个房间，然后便出去了。这时那两个士官生跑来报告说，他们察看了两个棚子和地窖，没发现任何人……
　　“你怎么敢爬进地窖？……”保姆喊了起来。“你在那里偷吃什么东西……我怎么没看见你爬进去的，若是看见了，我会把你关在那里，叫你在我们的冰窖里坐一阵，一副密探嘴脸……”
　　士官生看到在这里已毫无办法，保姆攻击的作用比霰弹还厉害，便急急忙忙溜走了……军官也走了，密探逃跑了。内沃拉村里引起一场大骚乱。所有芬兰人对这支混编军队未经他们当局的许可就来这里，极为愤怒。
　　“像强盗一样！”他们一边说，一边对我们表示百般同情。
　　在十字路口，我们发现一支携带枪枝的队伍正在“攻击”芬兰女公民阿·普·哥尔比克的住宅（兰格小旅馆），高尔基当时住在那里，他正好两星期前从穆斯塔米亚克走了。那里也在搜查布尔什维克。
　　斯切克洛夫^[40]居住的别墅被一队士官生包围了，他们先是将斯切克洛夫软禁在家，后来押解到彼得格勒。
　　这时突然出现一个密探，他曾企图搜查我家。这里还站着一群哥萨克，在他们中间我发现有到过我别墅的那些人。
　　我立刻便向他们说道：
　　“同志们，你们看，他们是怎样欺骗你们的……把你们这些哥萨克派到这里来，而派什么人给你们当领导呢？就是他吗？对吧？
　　“对，”众人说道。
　　“可是，要知道，他不是别人，正是沙皇政府的密探，是暗探局的奸细，我们对他很了解，他侦缉和出卖了很多革命者。”
　　哥萨克中间发生一阵不满的嘟哝声之后，大家好像一下子向我和这个家伙移近。
　　“还是这些密探，”我继续说，“在革命后的今天又被派到我们革命者这儿来进行搜查，你们也和他们一道
　　“这是真的吗？你是沙皇密探吗？说！”哥萨克们喧嚷起来。
　　“难道你们没看见他是个什么货色？”哥萨克之中有人用粗得像铁棍一样的手指指着他说。
　　“这种人应该枪毙……”人群中有人说道。
　　“喂，趁你还没被打死快从这儿滚开，”一个哥萨克大汉大声吆喝道。这个沙皇密探、克伦斯基的同伙，像兔子一样，一下子蹓到一边去了，避开大家，跳上马车，胆怯地四下张望，仿佛等待后背挨打似的消失在穆斯塔米亚克方向，不断催促芬兰的赶车人快点赶，那个芬兰人觉得能够得到超额车费，便使劲鞭打他那匹烈性小马。
　　几支队伍在内沃拉村徘徊了一小时左右，然后集合起来老老实实地返回穆斯塔米亚克驻地，把岗哨留给一些穿便衣的人，这些人在我的别墅周围又看守了十多天，他们多半躺在当地农民一块邻近的空地方草地上，显然一直在等待列宁。消夏的和住小旅馆的资产阶级极力指责我们。傍晚，杰米扬·别德内依来到我家，说他一大早几乎就在穆斯塔米亚克附近碰上了这支队伍，他们问他去内沃拉村怎么走，而且问了他的姓名。他吸着一支粗雪茄，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普里德沃罗夫，于是士官生们放过他，没有找他的麻烦，只是问他是否知道杰米扬·别德内依的别墅在什么地方。
　　过了几天我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并给《新生活报》^[41]发去一封有关士官生突然袭击的信件，可是该报刊登我这封信时做了很大删节，因为“国际主义者们”对事件是那样“客观”，可能不由自主地与孟什维克有联系，而且没有勇气挺身而出来保护布尔什维克，其中许多人他们个人认识已有数十年之久。
　　当天，在克伦斯基被叫去说明问题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我把一封抗议指控列宁，尤其指控他组织了7月3日“起义”的充满愤怒的长信亲手交给他本人，而7月3日之前最后几天列宁是在我家作客休养的。
　　早在革命之前，我就认识克伦斯基。
　　“您确信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他一面读信一面问我。
　　“纯粹无稽之谈！”
　　“知道您的个人意见对我是很重要的，”他眯缝着眼睛说道。
　　大概这是克伦斯基喜欢到处使用而又毫无意义的一句话。
　　如在芬兰一样，同一天，即7月6日，对我在彼得格勒的住宅也进行了同样的袭击，一队龙骑兵曾一度驻扎在我的住宅，并在房子周围架起了机关枪。
　　有些穿便衣的人，显然是密探，一直在等着我，可是我们忠实的朋友瓦西丽萨·普罗霍罗夫娜·叶甫多季莫娃把住宅上了锁，看到街上在放枪，而且在寻找我，她便从后门出去回乡下自己家中。
　　龙骑兵和便衣看到住宅锁着门，在附近看守了几天，发现无人进出，又下不了决心撬门，便于7月8日撤掉了监视哨。当然，这一时期我不能回家。
　　这些急风暴雨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在这些日子里，反革命在妥协主义的苏维埃的鼓舞下，并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给撑腰，有恃无恐地张牙舞爪，要在科尔尼洛夫当政日子里用狐狸尾巴把公开进攻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罪迹掩盖起来。
　　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意识到列宁没有受到伤害，是和他保持联系，是他正在寄来文章，下达党的指示，是他在必要时公开写文章并制止焦急动摇的同志，要求他们“原地不动”，精神饱满，勇敢地号召全党准备夺取胜利，准备武装起义。
　　既然他说了，那就表明起义一定会举行！
　　“就是说，革命在前进！”我们互相坚定而充满信心地说。

1925年于莫斯科。

^[1] 该书于1930年首次出版（莫斯科联邦出版社），1931年第2版未有修改。同年译成了西班牙文（马德里编辑中心）。本文集里，《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战斗岗位上》一书是根据《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选集》第3卷（莫斯科1936年版）刊印的，并收入了该书第1版的某些文章。1925年生活与知识出版社初次发表。

^[2] 二月革命前，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组织由于沙皇政府的镇压而大大削弱，当时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样一些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拥护沙皇政府的政策的党派则保存了自己的合法组织。由于这些情况，彼得格勒苏维埃选举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取得了多数，居苏维埃和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地位。尽管如此，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依靠工人和士兵，使苏维埃在二月革命初期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逮捕了旧政权的代表和释放了监狱中的政治犯。

^[3] 指二月革命期间巷战还在继续进行时在彼得格勒出版和散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宣言《致俄国全体公民》。宣言宣布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要求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制定保护人民权利的各项法律，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没收地主、教会等人的土地。

^[4] 二月革命期间，弗·德·邦契一布鲁也维奇带领一队士兵占领了《戈比报》印刷厂并筹办出版《消息报》。在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的档案里保存着一份文件，落款日期是1917年8月4日，任命他担任《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印刷厂厂长（国立列宁图书馆手稿部——后为荣获列宁勋章的国立列宁图书馆存档，全宗369）

^[5] 伊·格·策烈铁里（1882-1959）—孟什维主义首领之一。1917年5月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任部长。后为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反革命政府的首领之一，白俄流亡分子。

^[6] 临时政府期间，该报实际上掌握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手里。在弗·德·邦契一布鲁也维奇的档案（荣获列宁勋章的国立列宁图书馆存，全宗369）里，保留他1917年4月15日给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一项声明，他和波·阿维洛夫在声明中写道：

　　“鉴于执行委员会已选出《消息报》新的政治编辑部成员，我们一此前曾系政治编辑部成员，认为不可能留在编辑部里，故从今日起中止出版《消息报》的全部工作，辞去继续编辑和出版报纸的职责。

波·阿维洛夫
弗拉基·邦契—布鲁也维奇”。

　　后来，在五十年代，弗·德·邦契一布鲁也维奇在该件上写道：“由于情况变化，当时未能寄出，恰好列宁流亡归来，他建议不要退出《消息报》编辑部。‘暂且忍耐点，我们还要忍耐下去，’他说。“我们随时都可以退出，不过，现在要千方百计地利用这块阵地。这很好，他朝我补充说道，‘您组办了《消息报》，要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眼下这样做是困难些，只要可能，就应该坚持。”因此，我和阿维洛夫仍留在编辑部，这封信就没有寄出去。”1917年5月12日，弗·德·邦契一布鲁也维奇不得不退出《消息报》。
　　这里提到的波·瓦·阿维洛夫（生于1874年）是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是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后为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1918年退出，放弃了政治活动。

^[7] 1917年4月3日和4日（3月21日和22日）第14和15号摘要发表了这一组来信中的第一封信，标题是：《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列宁全集》第23卷第304-316页）。其余四篇相当晚才见报（同上，第317-350页）。

^[8] 克舍辛斯卡娅宫——玛丽亚剧院女芭蕾舞演员克舍辛斯卡娅的房子，这栋房子是尼古拉二世赏赐给她的。二月革命期间，该宫被革命装甲师占据。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和彼得格勒委员会设在这里。

^[9] 尼·谢·齐赫泽（1864-1926）——孟什维主义首领之一。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任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和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支持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任格鲁吉亚立宪会议主席。1921年苏维埃政权在格鲁吉亚建立之后，便流亡法国。

^[10] （新历）3月15日至19日间，列宁给雅·斯·加涅茨基寄去封密信和自己的照片，请为他安排秘密回国，佯装一个聋哑瑞典人（《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631页。）

^[11] 指1917年4月4（17）日列宁在塔夫利达宫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工兵代表苏维埃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在塔夫利达宫报告以前，列宁在弗·德·邦契一布鲁也维奇住所同党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议（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648页）。同一天，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席会议上，列宁发表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提纲的说明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4卷第1-6页）。

^[12] 见列宁的提纲《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14页）。

^[13]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1917年4月5日第32号（未署名）。——编者注

^[14] 《列宁选集》第3卷第15页。——编者注

^[15] 同上，第14页。——编者注

^[16] 联络委员会是孟什维克一社会革命党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为同临时政府建立接触、“影响”它和“监督”它于1917年3月8（21）日成立的。联络委员会实际上为临时政府政策的实施帮了忙，并竭力阻挠工人群众参加积极革命斗争。该委员会存在到1917年4月中旬。

^[17] 《俄罗斯意志报》——是由大银行出资创办的日报，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疯狂恶毒的宣传。1916年12月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被军事革命委员会取缔。

^[18] 《言论报》——日报，立宪民主党中央机关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在彼得堡出版，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

^[19] 《统一报》——1914年在彼得格勒出版（出了四号），后从1917年3月至11月以及1917年12月至1918年1月以《我们的统一报》名称每日出版。该报由格·瓦·普列汉诺夫主编，联合了孟什维克护国派的右翼集团，主张同资产阶级搞联合。

^[20] 约·彼·戈尔登贝尔格（梅什柯夫斯基）（1873-1922）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护国派分子、普列汉诺夫的拥护者。1917-1919年追随《新生活报》集团。1920年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21] 见《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1917年4月17日第43号（未署名）。——编者注

^[22] 费·伊·唐恩（古尔维奇）（1871-1947）——孟什维克首领之一。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2年初，作为苏维埃国家的敌人被驱逐出境。

^[23] 大概，弗·德·邦契一布鲁也维奇指的是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的《消息报》编辑部成员换班。“10月5日凌晨，弗·德·邦契一布鲁也维奇来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并在编辑部设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书报检查机构，不准发表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和临时政府的命令”（见《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报告》莫斯科1957年版第13页）。

^[24] 指1917年4月18日（5月1日）的照会。该照会连同8月27日（4月9日）临时政府的声明一起是由外交部长巴·尼·米留可夫通过俄国驻国外外交代表发出去的。照会中强调临时政府把战争进行到“彻底胜利”的决心和对同盟国条约的忠诚。

^[25] 指1917年4月21日（5月4日）抗议米留可夫的照会的游行示威。米留可夫被迫辞职；5月5（18）日成立了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第一个联合部。

^[26] 指1917年6月3（16）日开幕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工人群众压力下决定的游行示威。这次群众游行示威（参加游行的有四十多万工人和士兵）高呼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倒战争！”“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游行示威显示了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影响的巨大增长。

^[27] 指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决定举行的游行示威，参加政府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借口“黑帮分子危险”，禁止游行示威，并派出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到各工厂宣传反对这次游行示威。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取消了这次游行示威。

^[28] 大概这是发生在1917年4月初，因为列宁在其小册子《俄国的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18年第2版前言中写道，这本小册子他是在4月初写成的。列宁的这篇著作最初发表在《浪潮报》1917年4月23、26和27日三号（第20、22和23号）上；这篇著作于1917年7月由生活与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小册子。

^[29] 《列宁全集》第24卷第70-82页。——编者注

^[30] 生活与知识出版社是由弗·德·邦契一布鲁也维奇领导的党的合法的布尔什维克出版社，1907年创办于彼得堡。出版过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倍倍尔的著作，列宁的个别著作（1917年），出版过高尔基、别德内依等人的作品以及儿童、青年读物和《俄国宗教社会运动史资料》。1918年停办。

^[31] 见本书第113-114页。——原编者注

^[32] 马·亚·萨韦利也夫（1884-1939）——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17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七次（四月）代表会议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十月革命后，担任党和苏维埃的负责工作，任许多家杂志的编辑、列宁研究院院长（1928-1932）、《真理报》编委会委员和列宁著作总编辑部成员。

^[33] 劳动团——国家杜马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集团，由民粹派的知识分子和农民组成。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劳动团采取了护国主义立场。敌视十月革命。

^[34] 指1917年7月3-4（16-17）日，当时发生了自发的游行，游行有发展成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暴动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当时反对武装起义，因为他们认为革命时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考虑到群众的情绪，决定参加游行，以便使游行具有和平和有组织性质。临时政府得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央的赞同，调动了士官生和哥萨克部队反对和平游行示威并向游行队伍开枪。从前线调来了反革命军队镇压革命运动。布尔什维克中央于7月5（18）日凌晨通过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决定。

^[35] 我党中央在1917年7月13-14（26-27）日的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目前局势的决议中对1917年7月3-5日事件作了评价（《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368-370页）

^[36] 谢苗·格里哥里也维奇·罗沙利（1896-1917）——波罗的海舰队革命水兵领导人之一。1914年入党。因革命活动，屡遭迫害和逮捕。曾任布尔什维克喀琅施塔特委员会主席，参加过镇压克伦斯基一克拉斯诺夫的叛乱。1917年11月17日被白卫分子杀害。

^[37] 此处不确切：巴·尼·彼列维尔泽夫——彼得格勒的律师，二月革命初期任彼得格勒法院检察长，1917年5月5（18）日起在第一届临时联合政府中任司法部长，1917年7月，他抛出了阿列克辛斯基伙同军事反间谍机关编造的诬陷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假文件。当时尼·谢·卡林斯基担任彼得格勒法院检察长。

^[38] 我了解到，现在（1924年——编者注）彻底堕入纽约黑帮保皇派团体的尼·谢·卡林斯基因我将这次绝妙的谈话完全准确的几乎速记下来而大为恼火。毫无办法，不管愿意与否，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只劝尼·谢·卡林斯基考虑这样一点，根据他在克伦斯基政府担任的官职，根据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内战争最初几个月的严厉的法律，他毫无疑问是该枪毙的。他清楚了解，他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而且他在克里姆林宫里受到我的接见。他为什么没有被捕呢？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政权实际上又准允他离开莫斯科去乌克兰呢？仅仅是因为苏维埃政权以感激之情考虑到在防止列宁被捕这件事上，他有显著的功劳。布尔什维克是不会忘记的，而且向来都是以德报德。

^[39] 尼·古·波列塔也夫（1872-1930）——旋工、老布尔什维克、第三届国家杜马成员（1907-1912）、《明星报》（1910-1912）和《真理报》（1912-1914）领导人之一。苏维埃时期他在合作社组织里任职。

^[40] 尤·米·斯切克洛夫（1873-1941）——1893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十月革命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撰写了许多革命运动史方面的著作。

^[41] 《新生活报》——日报，发起人是孟什维克一国际主义者和聚集在《编年史》杂志周围的作家。该报1917年4月18日（5月1日）创刊于彼得格勒。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持敌对态度。1918年6月1日起以彼得格勒版和莫斯科版出版。两版于1918年7月被查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