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福斯特 -> 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1920）

十二．赈济处——罢工的代价


　　救济工程——口粮——分配制度——赈济处的开销——钢铁罢工救助基金——工人、老板、公众及工人运动为罢工付出的代价


　　在每一场罢工中，防止“后院着火”都是一个紧迫问题。通常在罢工中，工会给罢工者提供每人每周5到15美元的罢工补助。但在钢铁罢工中，这是办不到的[1]。罢工者多了，照标准发补助，实在没钱。想不折不扣发生活费，每周至少两百万美元。因此，工会顶多帮助吃不上饭的家庭，供他们温饱。一般来说，大多数罢工者能撑一段时间。危险在于贫困潦倒的少数，他们会因饥饿而当工贼，瓦解罢工队伍的士气。因此，照顾弱小等于科学地加强钢铁罢工，充分利用手上的物力和财力。
　　由于罢工群众人数众多，组织不完善，工会显然无法顾及每一个人，全国委员会的下属工会（除了注释中两例）集中了罢工资金，成立了赈济处[2]，帮助有需要的罢工者，不管他们是做什么的，甚至不管他们是不是工会会员。只要一名罢工的钢铁工人有需求，就能得到帮助。这种应对紧急情况的出色团结，以及迅速调整工会战术与组织结构的做法，可能是美国工运史上破天荒的。
　　赈济处受全国委员会的全面监督和指导，总部设在匹兹堡，分部设在芝加哥，从这两地运出物资。匹兹堡的物资由三个州的“合作协会”购买与分配，全国委员会负责运输。芝加哥也是如此，具体工作由“合作协会”协调。伯利恒、伯明翰、普埃布罗等罢工城镇离两地较远，所以当地负责人收到支票后，就近采购物资。
　　赈济处的总负责人是罗伯特·麦克肯（Robert McKechan），他是“中部各州批发合作协会”的经理。伊利诺伊矿工第二区工会支付他工资。协助他工作的有A.V.克雷格（A. V. Craig，担任他的副职）、伊诺克·马丁（Enoch Martin，工会雇的审计员）、威廉·奥尔（Wm. Orr，仓库管理员）、E.G.克雷格（E. G. Craig）。德·扬书记负责芝加哥分部的工作。全国委员会的分会书记和志愿的罢工委员会负责各地地方物资调配中心的运作，偶尔花钱雇人来打下手。
　　算在一起，整个罢工区域设立了四十五个地方赈济处。这个精心搭建的系统，几乎是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的。麦克肯先生到达匹兹堡后的一周内，在毫无先例的情况下，就与全国委员会设计出了这一套制度，铺开了全国范围的摊子，向多个罢工中心运送了第一批物资。紧接着，赈济处按照罢工人数向各地增派了少量物资。接下来的一周，物资的输送量翻了一番，且每周都在增加，以满足罢工群众日增的需求。最后它越干越大。很少有饥饿的罢工者被拒之门外，就算有也是暂时的，物资后续还会跟上。在赈济处运作的十四周里，尽管困难重重，工作却异常顺利。这是整场运动最伟大的一项成就。
　　救济工作范围广泛，所以在向罢工者分配食物方面，工会必须定下严格、简明、标准化的规定。因此，赈济处只有两种规格的口粮：一种适用于五人以下的家庭，另一种适用于六人以上的家庭。这些食物因人而异，始终考虑到罢工者的烹饪能力以及不同民族对食物的偏好。为了方便领走食材，考虑到储存条件，每周有两天供应日。配给的口粮列在海报上（五人以下家庭的配额用白色，六人以上家庭的配额用绿色），张贴在当地赈济处的显眼位置，方便罢工者看清自己能拿到多少口粮。以下是一份典型的配额：

五人及以下家庭
上半周下半周
土豆十五磅面包四条
面包四条番茄一罐
番茄一罐玉米一份
豌豆一份豌豆一份
菜豆四磅红豆四磅
燕麦一盒泡菜两罐
培根一磅咸肉一磅
咖啡一份糖浆一罐
牛奶一罐　
六人及以上家庭
上半周下半周
土豆十磅土豆十磅
面包五条面包五条
番茄一罐番茄一罐
玉米一份玉米一份
豌豆一份豌豆一份
菜豆五磅泡菜两罐
燕麦两盒红豆五磅
培根一磅咸肉一磅
咖啡一份牛奶一罐
牛奶一罐糖浆一份

　　没人觉得这些口粮足够工人一家吃饱，但它帮了大忙。很少有人饿肚子。单身汉处境不妙的话，也能得到半周口粮，够他撑过一周。我们尽己所能，让饭菜新鲜可口。无论工会提供什么，都希望罢工者以兄弟团结的精神来理解[3]。
　　按照规定，分配口粮需要携带以下证件：
　　一．身份卡。申请补助的人员名单提交给一个志愿的救济委员会。如果委员会认为此人确有需要，就向这位罢工者发放一张身份卡，持卡去赈济处领东西。
　　二．记录卡。救济委员会在申请人领取物资时，会在记录卡上留下记录，交给负责赈济处的分会书记存档。
　　三．赈济卡。当申请人在赈济处出示记录卡时，分会书记查看档案，根据他的家庭人口状况（五人以下还是以上），开出一张白色或绿色的赈济卡，凭此卡领取物资。
　　赈济卡附有存根。一名罢工者领到上半周的配给时，赈济处的工作人员取下存根并存档。等他下次光顾，再收走剩下的赈济卡。这么做有两大目的：首先，用过的卡片要送回赈济处总部，证明罢工者确实收到了运往所属地区的物资。其次，罢工者每周领取新的赈济卡，通过这种方式，分会书记得以和救济名单上的人保持密切联系。
　　管理赈济处的工作人员都没什么经验，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我们下了大功夫，全国委员会的办事处包揽了尽可能多的技术工作，否则光靠赈济处是应付不来的。出于这一考虑，仅限匹兹堡、芝加哥，以及极少数远离罢工中心的地区，才就地采购供应物资。货物一律封箱，除土豆外，所有散装货物均在出仓前就保持可交付状态。另外，各地的簿记也尽量简化。其实，负责赈济处的书记基本不用记账，技术工作早已集中处理好了。
　　举个例子，假设一个镇上要分配一千份口粮。运往该地的每件货物的数量，恰好匹配每份配给中的数目。这样，如果书记收到了货物，仔细按照正确的比例发放，收支就会平衡到磅，都不需要动一下笔。簿记也是在总办事处完成的。接着，把配额写在赈济处的海报上。然后，把用过的赈济卡回收。这两步确保了每位罢工者领到自己那一份，每一份的数目也正确。除了有时发货延迟、货物变质、商品短缺，还有偶尔的小疏忽外，这项工程相当顺利。
　　从10月26日到1月31日，直到罢工结束后的第三周，赈济处一直在运作。延长经营时间，目的是帮一把那些英勇战斗，同时一贫如洗的罢工者。也许在整场运动中，延长补助发放期是最让工会赢得钢铁工人好感的举动。
　　赈济处的总成本为348,509.42美元。当这个数字平摊到个人头上，意义就出来了。罢工开始时，罢工者有365,600人，结束时，仍有近100,000人。考虑到第八到第十周前，很少有大批工人复工，比较完整参与了本次罢工的人数，可估算为250,000人。因此（不考虑1月8日后三周）总共十五周的罢工中，花在每人身上的费用不到1.4美元，相当于正常情况下一天的罢工补助。这笔数目有多小，可以参考：国际铸造工人工会从第一周开始，便给它的少数罢工者每周9美元的罢工补助。说到底，除了一小部分的穷苦人，钢铁工人几乎是光凭自己，进行了这场漫长而艰苦的斗争[4]。
　　为了帮助赈济处筹集资金，劳联发出募捐呼吁。全国委员会召集并派出了一支募捐团来协助这项工作，成员有安东·约翰逊[5]、J.D.坎农（J. D. Cannon）、J.W.布朗、J.G.索斯、詹妮·马提亚斯（Jennie Matyas）、G.A.格伯（G. A. Gerber）。11月8日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上，筹措了十五万美元。而在宾夕法尼亚州阿图纳，许多分会捐出了一半资金，为罢工者发了一天的标准补助。纽约轮机工人33分会捐助了一万美元。国际毛皮工人工会捐助了两万美元。国际女装工人工会捐助了六万美元。美国服装工人联合会捐助了十万美元。我们对这些捐款深表感谢，尤其是最后一项，因为捐款的组织不属于劳联，甚至跟劳联关系不佳。
　　收集上交全国委员会的捐款总数为418,141.14美元，超过了赈济处的全部开支。折算下来，结余69,631.42美元。作为一个整体，全国委员会中协作的国际工会不必为养活罢工者及其家人再付一分钱。赈济处是一座丰碑，标志着工人阶级和战斗中的钢铁工人团结一致。
　　自然，老板们对赈济处恨之入骨，对赈济处供应食物的质量和数量嗤之以鼻，在许多地方用多种语言印了传单，建议罢工者回工会总部，把东西还回去，把钱要回来。但是，罢工者非常看重赈济处。尤其是侨民，他们站在周围，带着无尽的好奇和热情，看着人们大包小裹走出赈济处。食物对他们来说是神圣的。除非实在没活路了，许多人才肯接受它。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受了施舍，而是他们认为有的人比自己更艰难。侨民把这视为工人团结的鲜活证明。给予食物对工人的鼓舞，要十倍于同样价值的金钱。赈济处极大增强了罢工者的力量。如果没有它，罢工在数周前就该崩溃了。未来的总罢工中，工会也要学好钢铁罢工的赈济计划。

　　即使是再小的罢工也会在不少方面影响到许多人，造成的损失难以精确计算。在钢铁罢工中，就更难估算纷杂的附带影响了。钢铁公司的数量及罢工的参与者众多、罢工的范围之广、许多钢铁区的戒严状态、罢工失败的事实、工人的国籍众多、组织不完善——以上种种因素，使得至少在早期阶段，算出罢工的代价是极为困难的。
　　在钢铁罢工中，与所有的罢工一样，痛苦的重担落在了工人身上。为赢得事业，工人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自由、鲜血、财富。全国委员会的分会书记们公布了以下的罢工死亡人员名单：

水牛城2
芝加哥1
克利夫兰1
法雷尔4
哈蒙德4
纽卡斯尔2
匹兹堡1
西纳特罗纳2
惠灵1
扬斯敦2
共计20

　　除了两人以外，死者都在罢工者一方。当中算上了范尼·塞琳思夫人，但没加上罢工期间，由于技术不到家，在危险的炼钢过程中烧死、压死，或者死无全尸的不少工贼。即使钢铁公司压着不报他们——为了几个钱送了命的可耻货色——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厂里死了很多人。那一阵子，基本没有哪家大工厂没出过几条人命。
　　有多少罢工者因殴打和枪击受了重伤，永远搞不清楚，因为大多数伤者尽可能自己治伤，尤其在宾夕法尼亚州。工人完全有理由担心，一旦向医生透露伤势，就有“暴乱”罪扣到头上。被捕的罢工者多达数千人。但罢工者是守秩序的，很少落下把柄，免得受到严厉的指控。罢工者成群结队进了监狱，因轻微的“违法行为”遭受巨额罚款。除了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巴特勒，有几十名罢工者拦住了一车上工的工贼，因而被捕并坐牢（实则被州警陷害），整个罢工区域没有一名罢工者被重判。考虑到工人曾受到诸多挑衅，法院也急于治工人的罪，这一突出的记录是罢工者守序的铁证[6]。当然，公司也没有忘记残酷的黑名单。如今数百名工人失去了工作，被迫举家迁徙，仍在全国寻找机会，重新开始生活。
　　至于罢工者损失的工资，在罢工结束两天后，《费城公报》于1月10日刊登了一份匹兹堡发来的特别电报（未给出处），称当地损失的工资为48,005,060.35美元，具体如下：

弗吉尼亚州克拉克斯堡 310,000
惠灵地区 6,100,000
多诺拉 1,200,000
斯图本维尔地区 2,260,000
扬斯敦15,500,000
莫内森 2,660,000
布拉肯里奇 450,000
新肯辛顿 375,000
麦基史波特 597,869
维尔港 900,000
沙伦-法雷尔 1,250,000
纽卡斯尔 705,000
霍姆斯特德 737,840
杜肯 55,030
约翰斯顿 5,712,321.35
埃尔伍德 35,000
巴特勒 1,450,000
阿勒奎帕 10,000
匹兹堡 5,715,000
夏普斯堡 435,000
范德格里夫 357,000
克莱尔顿 165,000
兰金 375,000
布拉多克 650,000

　　除上述数字外，1月12日的《纽约先驱报》社论估计，除了匹兹堡，钢铁产区损失的工资足足还有三千九百万美元，总额达到八千七百万美元。这些数字出自钢铁托拉斯之手，是严重低估的。我们按最低数字估算：平均二十五万名罢工者，九十个工作日（实际罢工一百零八天），每人每天就算五美元，算出来也要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即平均每个罢工者四百五十美元。当然，这些数字还是大大低于真实工资损失，但足够证明，为了改变加里先生吹嘘的“理想工作条件”，赤贫的钢铁工人宁愿牺牲一大笔钱。
　　钢铁公司必然损失巨大。不用说，肯定有几亿美元。这笔账现在都算不过来。在罢工期间，公司不仅没有进账，还得花大钱破坏罢工：养活几千名枪手保卫工厂；向劳务中介和侦探所支付高昂费用，招来一大批工贼，而这些工贼拿了钱，在工厂周围闲逛数周，玩骰子、打牌、套圈，就是不肯进车间炼钢；给大批闲散的办公室职员照付工资，让领高薪的技术工人干普通工人的活；贿赂警察和法院官员，派人收拾罢工者等等。此外，还要加上突然封炉造成的巨大损失，光这一项就要几百万美元。但是，在计算罢工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时，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成千上万的老手永远离开了这个行业，严重损害了生产进度；还有数以千计的人离开了岗位，换上了生手；罢工失败，工人们感到失望和痛苦，精神也消沉了。如此等等。可以想象，公司为了掩盖损失，把罢工的影响说得微乎其微，肯定会在许多年里玩弄它的财务和产量报表，让人摸不着头脑。
　　1920年1月21日，《文学文摘》援引《纽约太阳报》说，民众付出的代价如下：

　　失去了铁路，不仅是钢铁厂的货运不了，普通的工厂也一样，既然无法得到钢铁供应，便无法维持生产和完成交货。这些工厂也损失了工资，因为没有原料开工。社区里的小买卖人也亏了钱，因为钢铁罢工，他们的顾客买不起东西了。在这个意义上，钢铁产量的损失扩展开来，最终损失可达数十亿美元。

　　为了钢铁业的专制特权，美国人民不仅要向不劳而获者支付巨额红利，偶尔还要支付上述高昂的特别费用。“加里精神”着实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
　　上述数字和陈述，指出了罢工者、钢铁公司、民众付出的代价，揭示了钢铁罢工的规模大到何等地步。当然，这里只能估算，没法得出准确数字。虽然不甚明确，工人运动方面的开支总归能算得更准一些。它可分为三个大类：（一）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总办事处的开支；（二）（全国委员会不经手的）劳联与协作的国际工会的开支；（三）地方上的钢铁工人代表会与工会的开销。这里面，最后一项无法估计，因为相关机构太多，罢工后的局面也不利于收集数据。和前两项相比，这一项更次要，我们会尽可能估算它。
　　一．从1918年8月1日至1920年1月31日，运动开始至结束，全国委员会在扣除退款、转款等费用后，总支出为525,702.72美元。这段时期可一分为二：（一）组织时期，从1918年8月1日至1919年9月22日。在此期间，参加运动的二十五万人（见第七章末）基本都已加入了工会。（二）罢工时期，从1919年9月22日至1920年1月31日。在此期间，罢工的开销巨大。这段时期要包括罢工结束后的三周，因为赈济处还在运作，各项重大罢工开支也在继续。
　　全国委员会在组织时期的总支出为73,139.66美元，相当于25万名会员，每人花不到29美分。而罢工期间的总支出为452,563.06美元，即25万罢工者，每人1.81美元。把这两个数字合在一起，说明整场罢工期间，全国委员会在每位钢铁工人身上花了2.10美元。
　　二．全国委员会的支出包括一般的组织和罢工费用，比如赈济处日常支出、法援开支、场地租金开支、印刷费用、支付人员工资等。劳联与协作的国际工会也掏了不少钱，主要用于向现场派遣组织者、支付罢工补助、向罢工的下属分会拨款。目前，这些开支只能估个大概。
　　对于上述机构来说，组织时期的唯一开支是组织者的经费。在组织时期中，钢铁业的组织者数量平均在40人左右。在早期阶段，组织者人数要少得多。到了后期，组织者人数可就多得多了。组织者每月的经费不超过400美元，包括工资和一般开销。因此，近十四个月的组织时期，在这一项上，劳联与协作的国际工会花了将近22万美元，即每组织一位工人花费88美分。这里我们都取了最大值。
　　罢工时期，平均有75名组织者在地方上活动。由于组织者的工资提高等原因，按照每人每月500美元来算，从9月22日至1月31日的四个多月里，相关人员一共花费159,375美元。另外，还要加上不经手全国委员会办事处，各组织直接交给罢工者的拨款和捐赠，根据报告应有十万美元。因此，罢工时期的总支出为259,375美元，即每位罢工者平均不到1.04美元。把组织时期和罢工时期的费用加在一起，可算出在整场运动期间，劳联与协作的国际工会总支出为479,375美元，即每位工人平均1.92美元。
　　劳联与协作的国际工会的上述数据是估算的。因为在运动中，组织者一直变动，每人手中的经费差别很大，所以算不准。但据我了解，我敢打包票，这些数字是接近实情的，足以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把全国委员会的支出跟劳联与协作的国际工会的开支相加，我们得出以下数字：

组织时期费用平均每人
全国委员会73,139.66.29
劳联与协作的国际工会220,000.88
组织工作的总开支293,139.661.17
罢工时期　　
全国委员会452,563.061.81
劳联与协作的国际工会259,3751.04
罢工的总开支711,938.062.85
整场运动　　
全国委员会和劳联与协作的国际工会的总开支1,005,007.72 4.02

　　为了更加贴近劳联与协作的二十四家国际工会的实际开支，必须在479,375美元的总开支基础上，再加上101,047.52美元，即它们在运动中直接拨给全国委员会用于组织和罢工的费用[7]。于是，总支出达到了580,422.52美元。但其中又应减去118,451.23美元，即1920年1月31日全国委员会的结余资金。余下的461,971.29美元中，还要扣除钢铁工人向上述组织缴纳的入会费和会员费。
　　由于各家国际工会从新入会的约二十五万钢铁工人中，每人收取一到两美元的入会费（大部分是两美元），更不用说这十几个月里收取的每月数万会员费，可以说，461,971.29美元的总支出，就算不能与收入相抵，那也差不了多少。的确，有些组织本身开销很大，收入很少，就像矿工工会和劳联自己。有些组织能收支平衡，就像钢构工人工会。而联合协会就结余了大笔资金。考虑到这些，把这二十四个组织算作一个整体，我们有底气说，包括组织运动与罢工在内，钢铁工人的伟大运动都是自掏腰包撑下去的。
　　那么，钢铁罢工是否值得钢铁工人付出巨大的痛苦与牺牲？我认为值得，尽管它未能实现眼前的目标。不存在彻底失败的罢工。即使是一场最没成果的罢工，也有助于遏制老板的剥削。罢工守住了工人的生活标准。就算输掉一场战斗，也比坐以待毙强。工人阶级不起来抗争，立马就要挨饿。但是，钢铁罢工不仅是警告：工人对剥削已经忍无可忍。罢工也让钢铁工人对自己的组织和力量充满信心，终将鼓舞他们走向胜利。光是这一宝贵的结果，就值得工人们在罢工中历尽一切艰难困苦。



[1] 在这方面，铸造工人工会和制桶工人工会是例外。章程中规定，它们必须要定期给会员发生活费。但他们只占罢工队伍的很小一部分。——原注

[2] 赈济处是由约翰·菲茨帕特里克提出的，这是根据他十年前在芝加哥服装工人罢工中的经验。——原注

[3] 除了赈济处的供应外，各地分会会通过自有资金，有时是上级工会的捐助，向工人提供各种补给，比如施粥站、牛奶、衣物、房租、医疗保障。在莫内森和多诺拉，罢工者们在感恩节当天都吃到了火鸡大餐。罢工者想吃什么，只要付五美分。同情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赈济处向工人提供了最主要的帮助。——原注

[4] 事实如此，除了上述的铸造工会和制桶工会外，还有几家工会给自己正在罢工的分会筹了钱，但和庞大的罢工大军相比，这些资金微不足道。——原注

[5] 安东·乔纳森（Anton Johannson，1872年4月29日——？），德国裔美国无政府主义活动家。1881年移居美国。1883年进厂做工。1899年加入美国木匠联合兄弟会。1909—1914年任加利福尼亚建筑贸易委员会主席。1910年因卷入洛杉矶时报爆炸案一度被捕。1914—1917年任加利福尼亚木匠协会主席。1918—1922年任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组织委员会主席。1933年起任全国工业委员会委员。1935年起任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副主席。其后的情况不详。——中译者注

[6] 主要因为这些人是清醒的。事实上，禁酒令在几个重要方面帮助了运动：（一）没有酒馆来借酒消愁，工人们保持清醒，更可能参加工会会议，加入工会。（二）当罢工来临时，工人没有把仅有的一点钱浪费在酒上，再像以前那样，花完了钱就回去工作。工人买了食物，会继续罢工。（三）由于清醒，工人能避免无用的暴力，让罢工更好地开展。——原注

[7] 这笔钱由各家工会直接以现金方式交给全国委员会。详细情况如下（单位美元）：

铁匠6,273.28
锅炉工10,448.92
泥瓦匠4,199.05
P. & S. 钢铁工人7,335.78
制桶工907.76
电工6,138.80
机车司机100.00
火车司炉2,395.53
铸造工1,030.51
杂工1,350.00
钢铁锡工人11,881.81
机械师16,622.33
矿山、工厂、冶炼厂工人3,583.53
矿工2,600.00
制模工4,199.05
制版工615.52
管道工2,581.04
采石工412.50
铁路机修工10,448.30
海员3,081.04
扳道工4,115.52
钢板工100.00
铲煤工627.25
共计101,047.5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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