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与人性——破除一个迷思（1983）

　　众所周知，闪电只是炫目的一瞬，却不能照明通途：在漆黑的夜晚，要想给划过的闪电定位，是何其困难之事。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前言

　　这本书的篇幅虽小，却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人们对于卡尔·马克思思想的一种冥顽不化的固执认识。这番“雄心壮志”依赖于坚实的论据和合理的论证，因此不是天方夜谭。我希望本书中所提供的证据和论断足以证明人们对于马克思的认识的谬误性。无论如何，这个予以结论性反驳的希望，正是本书的特色之处，这一点最好提前让读者知晓。我会在这里先给出一番简评，从而预先消除一些成见，这将有助于最终达成本书的目的。
　　不论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的讨论中还是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在接触到这样一种观点——对普遍人性观的否定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留给这个思想传统的重要思想之一——之前，你都不会深入其中。这种观点，在阿尔都塞的“理论反人道主义”理论赋予它以新的信心和活力时，早已经深入人心了。我一直认为它非常值得关注。1979年初的一个晚上，我出席了某个研讨会。正是这次参会，让我想要直面它。事实上，这次研讨会既与马克思无关，也与马克思主义无涉，其主题关涉的是人的需要。我想不起来当时讨论的具体细节，只记得人类共同需要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受到了普遍怀疑，而这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为相对主义和理想主义之类的冲动所证实。由于大部分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充斥着相对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论调，这里可能没有什么令人困惑之处。但是，这次参会的确在我的脑海中凝聚成这样一个想法：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不乏一些潜在的唯物论者，竟然也往往会发起多多少少有些相仿的主题来支持一个类似的怀疑，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件事啊。鉴于我所读过的马克思的著作，同样鉴于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提出并相信这种声称马克思摒弃了人性观的主张的竟然大有人在，这是多么不寻常的一种情况啊。
　　我决定去看看马克思著作中有什么内容通常被用来证实这一主张。答案是：不太多——实际上只是一段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文章，尽管马克思本人认为包含这段文章的文本不适合发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零零碎碎的内容，但是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中的证据作用，这些内容根本毫无意义。唯一有任何貌似可信性的内容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简称“《提纲》”）中的一些句子。因此，我选择仔细地扩展分析这些句子，从而开始当前之研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扩展分析有点过度，想知道为什么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那么多内容可以用来反驳这个主张时，我单单不满足于这样做，而是更急于从《提纲》中的这一段开始。我只想要求他们在评判这一开篇分析之前先消化吸收其后续内容。希望下文能让他们信服其用意。
　　在此不再赘述。关于马克思的评论已经汗牛充栋，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相反的证据上来了。一味地人云亦云，必定一无所获。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便将注意力放在能最好地支持这个存在争议的主张的文本上，我们就能首先在该主张自己选择的阵地上与其展开正面较量，也可以说是在可能是其强项的地方与其交锋。事实表明，这样做是有收获的。这些文本也许只是寥寥几行，但却受到精细人微的关注，它们在解读马克思方面也因此被赋予千钧重任。靠着它们的支持，认为马克思摒弃了人性固有概念（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的传说在文本证据的面前得以继续流传：我们或者只是对这个传说置之不理；或者如果承认它存在的话，只是将其视为以一种方式“阅读”马克思的基础而已，然而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阅读”方式与之相反；又或者说它并不代表马克思成熟思想的实际倾向或最深刻的倾向，等等。然而，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相关的这几行文本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们的含义实际上并不明晰。我们可以运用许多种方式来理解它们。但是，当我们把对这段文字的各种可能解释放到唯一合理的语境中进行适当评价时，就可以证明，如此依赖它来解读马克思的做法完全不可行。从在文献学上的地位来看，它甚至连最微不足道的称谓都没有。
　　必须指出，我在这里提出的方法的第二个特点是我相信这种解读。从字面意义上来看，该论断认为马克思摒弃与普遍人性相关的所有概念。因为拥护这种论断的人们确实强调，马克思不是仅仅反对这一种或那一种的人性观，而是反对所有人性观。而且，唯有这样强调才为这种论断的提出作出辩解，似乎它是一个在理论上既大胆又重要的论断，向我们讲述着马克思的与众不同之处。如果这个命题仅仅是说马克思抛弃了关于人性的一些概念，那么它就不会是这样，也不会这样做。对谁来说不是这样呢？尽管如此，我知道，以单刀直入的方式来诠释这一特定论断，会给部分讨论内容增添一种奇特感，一种不真实感，而且如果有人采取比我这里所做更狭隘的观点来看待什么算作人性概念，那么这会导致人们作出这样的推测：它可能因此在理智上更为宽厚，是以该主张可能更为可信。当然，现在假使我们决定在这个主题下只列入马克思实际上并不赞同的用来表达人性构成的那些历久弥坚、司空见惯的概念，而不是（就马克思而言）他所给予关注的任何概念，那么该主张确实会显得非常可信。不过，我想不到一个真正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这么做。从理智上来看，它确实宽厚仁慈，但它给我们的界定不但离奇古怪，而且更糟糕的是，带有偏见：依据心中已有的主张精心挑选；为援救尽管被广泛使用但却劣质不堪的论断蓄意设计。相反，本书中关于什么算作人性概念的观点，是一个相当标准的观点。我们将看到，这是一个从马克思自己的用法中找到的观点。最为重要的是，它包含在该主张拥护者们的实际言说之中，尽管这致使他们的主张变得不合理。忠实于他们的言说，胜过宽厚于这一主张。而且这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这是一个与《皇帝的新衣》相类似的情况。在理智上，这一论断似乎立场清醒、严正。它也因此时常受到一致认可。然而，一旦你认真地对待它，一旦你审查它到底是什么，那么确切地说，就会看到它是不合理的。
　　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马克思的确摒弃关于人性的某些观点，但他也认为有些观点是正确的。重要的是，要将他所摒弃的类型和他未有摒弃的类型区别开来。更重要的是，要设法将这些观点中着实正确的与错误的区别开来。就关于人性的所有概念受到抛弃的问题进行泛泛而谈，无益于这两个目的的实现。我希望，本书能够借助更有限的文本更精准地说明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实际反对的东西，为取代这种论调作出某种贡献。
　　上述解释一清二楚地表明，本研究对待以马克思为研究对象的解读不是很恭顺友善。对此，我不予认错赔罪。我认为它提出的批判并无不公之处。尽管如此，上面所说的不应该得到这样的推论：在导致众多马克思主义者至少说服他们自己相信这种解读的诸因素之中，我看不到任何合理的关切。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我在结束对文本材料的考量之后，继而考察了促使人们想要否定人性存在的各种原因。虽然我的主要目的是要揭示出它们的不当之处，但我确实说过——不管怎么样，我都有理由这么做——任何特定的论断都可能会夸大或以其他某种方式反映了什么合理的关切。举例来说，尽管我批判人们经常表述的这一看法，即人性概念确实是反动的，但是我承认它不仅存在着各种反动的变体，而且这些变体还会多么频繁地被人们碰见。
　　对致力于推进根本性和渐进式变革的那些人来说，这很可能便是让他们情愿接受这个概念的主要障碍：关于人性内在本质的保守和反动性假设甚嚣尘上。它们之所以如此，大概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基督教原罪说的历史性影响，但还有其他五花八门的学说来源，既有世俗的也有宗教的，既有新生的也有古老的，都假设人性本恶并因此认为永远存在这样的或那样的社会之恶。此类观点封锁了各种思想进路，不利于从各种社会压迫中解放出来的预期。相对于关于人性的各种进步观念来说，在阶级社会依然存续期间，它们的无所不在也许始终是一种常态。剥削以及与之休戚相关的各种罪恶不但过去长期存在，现在也依然存在，这容易让人们对人类的性格特征和平常行为产生悲观的结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实际上还不信服社会主义的任何听众面前，任何试图提出社会主义这样一个严肃的实践命题的人，将不得不与悲观的“人性”论作斗争。
　　然而，试图通过否认人性的存在来应对这种论断，来应对支持这种论断的保守文化的力量，就是拿一件百无一用的武器来对付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手。不但是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还有广为人知的事实和真理——其中有一些源自日常经历，其他的则源自科学研究的成果——都会告诉我们的对方，这是愚蠢的做法。正确考虑什么是我们人性中固有的真正的基本需要和能力，才是唯一适当的反应。
　　在本书的写作期间，许多人给予我以大力支持和帮助。有关本书的建议、意见和讨论方面，在此谨向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大卫·比瑟姆（David Beetham）、罗宾·布莱克伯恩（Robin Blackburn）、柯亨（G.A.Cohen）、阿利斯泰尔·爱德华兹（Alistair Edwards）、迈克尔·埃文斯（Michael Evans）、阿黛尔·杰拉斯（Adele Geras）、伊恩·高夫（Ian Gough）、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哈里·雷瑟（Harry Lesser）、卡罗琳·麦卡洛克（Caroline Mc Culloch）、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托尼·曼斯特德（Tony Manstead）、彼得·莫里斯（Peter Morriss）、雷蒙·潘兰特（Raymond Plant）、大卫-希勒尔·鲁本（David-Hillel Ruben）、伊恩·斯蒂德曼（Ian Steedman）、希勒尔·施蒂纳（Hillel Steiner）和乌苏拉、沃格尔（Ursula Vogel）等人致以衷心感谢。本书中如有任何不当之处，都不是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责任。
　　我还要感谢索菲·杰拉斯（Sophie Geras）和珍妮·杰拉斯（Jenny Geras），当我的日程安排和她们不一致时，她们在许多场合都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耐心。

1982年12月于曼彻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