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弗·伊·列宁的初次会面

二月革命以前

我和弗·伊·列宁的初次会面^[1]

　　1893年，在我与列宁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2]认识之后，我时常到她家去，并且常常和她交谈，不仅谈论莫斯科的革命运动，主要是社会民主运动，而且还时常谈论彼得堡的革命运动。我从来没听到她提起她的弟弟列宁。在谈话中时常提到 “彼得堡人” ，这个人当时在莫斯科那儿谁都不认识他。但是，我们常常听到说他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人，在理论辩论方面他是民粹派的勇敢的反对者。
　　1894年1月初，安娜·伊里尼奇娜有一次问我想不想出席一次有瓦·沃·^[3]发言的学术讨论会，并且 “我们的人” 将要反驳他。我非常乐意参加。安娜·伊里尼奇娜对我说1月7日到她那儿去一次，我一去，就得知举行学术讨论会的地址。地址是我熟悉的地方。这是沃兹德维任卡街扎列斯卡娅的住宅，在她那里一座教堂的底层，有一家名叫 “学校的助手” 的书库。我因出版事务时常去那里。安娜·伊里尼奇娜要我准时到， “不带尾巴” ，在1894年1月9日晚七时前到达。这一天，为了能 “洁身一人” 到那里去，我采取了一切措施。我从科兹洛夫巷我的住处动身得很早。在国家土地测量大楼的班上我停留得比平时较久，经过霍赫洛沃巷最大一处住宅的后院，来到波克罗夫斯基街心公园，走到亚乌扎医院，在我熟悉的那个院子里散了一会步，然后走进一个僻静小巷，雇了一辆单座马车，在五点半钟，我动身往阿尔巴特区去。在一家大书店附近下了车，在这家书店里仔细环顾了一遍，随便买了一本书，出来之后，就消失在阿尔巴特区数不尽的小巷里，沿着小巷转，边走边检查，最后我来到普列契斯田卡街心公园附近，这里现在建立起尼·瓦·果戈里的纪念碑。
　　在六点半钟左右，我穿过阿尔巴特广场，走进扎列斯卡娅的书店的书库，那里的人都认识我，于是我便翻阅平装的新书。约七点钟，我走到扎列斯卡娅面前，在同她说话时，讲了几句暗号。她颇为惊异地看了我一眼，因为很明显她从来没想到我是搞秘密工作的。她笑了笑，很高兴，并高声地说：
　　“这太好了！……这非常有趣！……请到我办公室里来吧……”
　　我走进去，她随我也进来了。把门关紧之后，什么也没说，用手指着里面的另一道门，轻轻地推着我，她长着两只棕色大眼睛，微笑着，把我领到那个门前。
　　“请进，那里会有人迎接您的……这是我的住处……”她轻声对我说。
　　门无声地开了；我走下一个小台阶，来到一个光线暗淡的房间里。向我走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象一个女学生，说一句“向这边来！……”拉着我手并说：“这儿漆黑！”领着我走。我们经过走廊，走廊里摆满了东西，来到一个很宽敞的前厅，前厅里点着煤油灯，那里已经挂着几件大衣。我也脱下大衣。姑娘把我领进大厅。大厅中间摆着一张大餐桌，餐桌四周摆着十把椅子。靠墙也摆着椅子，在椅子之间放着小茶几。就在这个大厅里，靠着一面墙摆着一只很宽的大沙发，在它两侧摆着同样式的皮面软沙发椅子。墙上挂着一只大圆挂钟，响着悦耳的钟楼的钟声。我进来时，它柔和的钟声敲打七下来迎接我。已经到十五、六个人，其中至少有半数人聚在宽敞的橡树色门的附近，这个门通向隔壁房间，看样子是个客厅。正好从那儿走出一个青年，年约二十七、八岁，我立刻认出了他，他是尼古拉·叶菲莫维奇·克鲁申斯基。我在识字运动委员会^[4]会议上见过他。向四周环顾一下，有些人我认识，因为在各种小组里和在莫斯科急进知识分子中一般都熟悉的家庭里，我常遇见他们。然后从客厅里走出来安娜·伊里尼奇娜，她看见我，便温存地微笑着，走到我跟前。用眼神指着一个身着结实的西装，中等身材的男人，带着眼镜，蓄着修过的圆胡子。她轻声地说：
　　“这就是瓦·沃·。”
　　我头一次见到这位民粹派的知名人士，我以巨大的耐性把他的枯燥无味的书当作非常必要的繁重义务才勉强读完。女主人来了，随她进来一个女佣人，她仔细地看了看铺着桌布的茶桌。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一个青年人说。在这之前，端进来一把发亮的带图案的铜茶炊。茶杯和茶碗已倒满茶水，并送到每人跟前，大家都就座了。还有站在大厅门口的几个人尚未坐下，其中有一人，长着深黄发，梳着略带鬈发的背头，蓄着胡子，长着引人注目非常饱满的前额。他没走进大厅来，而留在客厅里，他时而倾听，时而踮脚走近门口，时而把手插在坎肩里，迅速地踱来踱去，突然停下来，思索着，轻轻走近门口停一会，非常注意地倾听着。
　　这个有名望的民粹派人物以心平气和、平淡的语调说：“各位先生，我这个报告的题目是大家早已熟悉的，甚至也可以说是我们现代经济生活中老生常谈的公社作用的题目，它是根据科学和统计研究著作的全部材料而得出来的，但是……”他稍停顿了一会，笑了笑，抬起头来，不客气地清楚说道：“但是怎么办，现代青年中有很多人对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学说原则一窍不通，也不知有什么用处，就想把这些还未很好阐述的学说，几乎是过时的方法应用到我们俄国来。俄国有其独特的历史，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风俗，有其整个独特的完全不同于西方农民的生活，走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另一条独特的，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
　　他的讲话不断被一部分与会者的掌声所中断，他很满意他的成功，费了一个半钟头叙述自己的冗长的见解，将自己的见解以各种方式反复地灌输给听众。所有这些话都是用一种不容任何反驳的腔调讲的，好像是一种早为人们所共知的真理，好像是某种真理的化身。
　　瓦·沃·终于结束了他的演说，扑通一声坐到女学生给他往前移动了的沙发椅上，在演说的时候，她一直望着他。
　　主持会议的青年人咳嗽了几声，胆怯地问道：
　　“或许谁想请教尊敬的瓦西里·巴甫洛维奇，或许谁还有什么不十分清楚的……那么，是否还有问题？谁想发言？”
　　有几位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者发言了，他们有气无力地反驳了瓦·沃·。
　　瓦·沃·为了答复几位发言的人，又发了一次言，他肤浅地、以长者袒护的口气，有时又以蔑视的口气挖苦青年演说人的知识贫乏，尤其是指责他们不是没有读过这本书，就是没有读过那本书。
　　主持会议的青年人，好像继续瓦·沃·的训诫似的，用傲慢的语气问道：
　　“我想再没有想要发言的人了吧···一切都已清楚，”他摇晃着身子，笑着，刻薄地补充说，“想要发言的，怎么样！………现在已经更清楚了……”
　　“我要求发言，”客厅门那边有一人不客气地、高声说道，于是我看见从一个人的肩上伸过来一只细手。
　　门口处让出一条道，我看见了在做学术报告时一直站在客厅里的那个人。
　　发言人的苍白的面孔略微发红。他的精神非常集中，个白得惊人的苏格拉底的前额突出在生气勃勃的面孔上面。室内一片肃静。
　　“我们在这里受到了教导，使我们认真地仔细考虑经济学家马克思的过时的‘理论’……”他说道，用语调加重个别词的语气。“值得称赞的祝愿，这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很想从尊敬的学术报告人那里知道，我们应当学习些什么课程，才能详细而深入地了解经济学家马克思的“过时的学说……其实，这一点很清楚！我们这一代，什么都要很详细地知道，其中也包括确实过了时的、很不像样的、贫乏的、常常是完全荒谬的，甚至……怎样客气一点说呢？……整个民粹主义的陈腐而贫乏的理论，其中尤其是它的经济理论……为了今后不致重蹈覆辙，我劝尊敬的学术报告人先生和他的听众和同志们真正深入地研究《资本论》作者的全部理论，以便用我们现在通常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及其最完美的辩证法的真正崇高的科学知识，来丰富自己的陈腐理论知识。我认为可敬的学术报告人对这种辩证法是一窍不通。为此，我们将竭力，那怕举例向他加以说明……
　　大厅里顿时议论纷纷……有一个人低声嘶哑地指责说：“他怎敢这样！”……“这太可怕了！”……青年人本想欠身起来并想说什么，但是演说人凭记忆几乎一字不差的引证学术报告人的话，列举数字、百分比和其它材料，开始严厉而尖锐地批评报告人所说的话，援引了大量引文、书籍、数字，以致使瓦·沃·突然和善地笑了，挥手好象示意不要妨碍听讲，他从很深软沙发椅上总是向前探着身子。陌生人向前移动了几步，引起全体的注意，从旁边衣兜里拿出蓝色叠折的笔记本，显然是很熟悉的，从那上读出一些完整的图表。
　　他讲了约四十分钟。
　　最后他讲道：“先生们，总之，让我们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那时我们就会懂得很多东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就不会走错路，不会象现在这样常常犯错误……”
　　青年人慌张起来，想对论敌说几句指责的话。但是瓦·沃·突然伸手示意，打断了他的话，激动地说：
　　“我的青年论敌尖锐地抨击我们有五十多年历史的理论和它的拥护者，只庇护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人，并多次尖锐无情地对我个人进行攻击，但是我不见怪。先生们，”他放低声音，低头沉默一会……然后说，“我听了他的发言感到很愉快：他的热情、自信，他的渊博知识，他的惊人罕见的记忆力，对问题的了解，他的概括力，他的最后的结论，所有这一切都很严整、生动、丰富、坚实，简直使我这个老头子很激动……我欢迎我的论敌，在我对他答复之前，我要多想一想，多工作。因此，我们就到此结束。而且我们会知道，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出现了一颗新起的巨星……我衷心祝他成功……”
　　我异常激动，挤到了前厅……陌生人已经不在了。有人说他发言之后，立刻就走了……我穿好外衣，在衣架下边找套鞋，就在这个时候碰见了安娜·伊里尼奇娜和她丈夫。
　　她对我说：“我们单个走吧，可是您马上到我们那儿去，喝杯茶……”她对我笑了笑，她很高兴，很满意。
　　安娜·伊里尼奇娜住在离阿尔巴特区不远、索巴奇亚广场的一个地方。我从前厅出来，一下子就转到尼基塔街心公园，我环顾了一下，甚至在一个姑娘旁边凳子上坐了一会，她在等候人，并和她谈起话来。我四处看了一下，确信我后边没有谁跟踪，便站起来，立刻穿过街心公园，走到对面街上，就消失在小巷里，我想如何尽快到叶利札罗夫^[5]家的住宅。这里的地方我很熟悉，甚至可以穿过院子，这些院子的门开到几点钟我都记着。听了这位陌生人的反驳意见之后，使我非常震惊，思绪起伏，不知不觉地已走到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住宅。
　　我急忙按一下电铃，听到稳步下楼的脚步声，向门走来了马·季·叶利札罗夫。
　　“没带来尾巴？”
　　“当然没有。”
　　我走进一个小餐室，同安娜·伊里尼奇娜和她母亲问好^[6]。她母亲从前我不认识，也没见过面。她和蔼可亲地笑着。我坐到桌子旁。还未来得及就学术报告人的情况谈几句话，正是非常痛快地斥责瓦·沃·的那个陌生人进来了。我简直呆住了，不知该说什么，甚至有些不知所措，感到非常意外。陌生人以急促脚步走到我跟前，正视着我说：
　　“彼得堡人……您是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也维奇？您在这儿生活得怎样？莫斯科从前以菲力波夫的白面包而出名，而现在显然是以象瓦·沃·这样的剑齿象化石而著称···他已经帮了大忙……不出我的意料……他使我非常气愤。”
　　马·季·叶利札罗夫讲瓦·沃·对他的“青年论敌”是很恭敬的。
　　“嗯，嗯……”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听到列宁表示怀疑声音，这种怀疑声音后来时常听到过。“这要看一看。其实，如果他真想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这非常好……永远也不晚的……不过他们的思维太简单了……他能学懂马克思的辩证法吗？那么，将来再说……”神秘的彼得堡人突然中断了自己的话。他对我说：“您讲一讲您们这儿莫斯科的情况……有人对我说，你有很好的社会民主党的联系。”
　　“哪里有什么很好的联系，情况只是一般”，我诚恳地回答说，我认为我们无论在知识分子中间，还是在工人中间，联系都很少。我将我所了解的情况都对他讲了。最后我说：“就像您亲自看到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不可靠的，非常表面的。”
　　“这没有什么！……应当开始，并顽强地进行下去，要达到目的，要永不泄气，要逐渐地、非常谨慎地扩大联系……”
　　在谈话的时候，我发现彼得堡人同安娜·伊里尼奇娜讲话时称“你”。我想：“这意味着他们彼此熟识亲近”。
　　“这是一个多么出色的人！知识多么渊博，机智，讲话多么有力而随便……”我想。可是这个彼得堡人，他究竟是谁呢？
　　在莫斯科这个学术报告产生了巨大反响。在所有小组里都传阅这个学术报告，社会民主党人也都庆祝这一胜利。我想，1895年初，在莫斯科出现过著名的攻击民粹派的《蓝色笔记》。我从安娜·伊里尼奇娜处得到了《蓝色笔记》，回到斯列坚卡家里，当时我已和父亲分开单独居住，当天夜里我立即开始读第一本。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用胶版印成三册，装订得很好，蓝紫色的封皮。因此，这些小册子简称为《蓝色笔记》。这是一篇未署名的秘密著作，名为《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回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
　　当我反复阅读这篇著作时，越觉得这里的思想、语句像一年前在瓦·沃·的学术报告会上听彼得堡人讲的似的。最后，我完全确信这是同一个人，我便带着自己的发现跑到安娜·伊里尼奇娜那里，这一年来，我和她交往更密切了，我和她交换我们弄到手的秘密文件。刚谈几句话，我就忍耐不住了，就把我的发现告诉她了。她笑了笑，和善地看看我。
　　“是的，您猜对了……这是同一个人……”
　　我便将我读后的印象转述给她，我还讲了在我参加的那个小组里还朗读了这些笔记，这是韦利奇金家小组^[7]，这个小组对出现这篇著作也非常高兴。但也有些人指责说，文章的语气过于尖刻，有论战色彩，辱骂了几个民粹派。
　　我对她说：“青年人特别是因为米哈伊洛夫斯基^[8]而感到受了侮辱，他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在大学自然科学系里，争论起来的学生几乎打起架来。一个狂热的民粹派撕碎了一本《蓝色笔记》，许多人鼓掌支持他……”
　　“是啊，是啊！”安娜·伊里尼奇娜激动地说，“我也听到这一方面的不赞同的反应……我也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不止一次对沃洛佳说不要这样……”她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脱口说出了笔记作者的名字。
　　“那也没有什么，我可以告诉您，我和您非常知己，但是请您严守秘密……彼得堡人就是我的弟弟。”
　　我恭敬地向她致意，感谢她的信任。现在我立刻就明白了，当时她同彼得堡人谈话时为什么称“你”。
　　在我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列宁·乌里杨诺夫……他就是那个彼得堡人！”可是当时在莫斯科这个姓还很少有人知道。我很高兴认识他，乌里杨诺夫非常有教养，非常勇敢，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演说家和政论家，对他应抱很大希望……
　　我觉得同安娜·伊里尼奇娜的谈话轻松起来，谈话时她常常当我面公开提到沃洛佳，我也知道她说的是谁。
　　这个时期我最后一次见到列宁是在1895年他被捕之前^[9]，我想是在三月间。我这样想是因为在这个时间，在我们莫斯科是由我直接参加制造油印机的。关于这件事安娜·伊里尼奇娜不知道。1895年，大约三月间，在安娜·伊里尼奇娜那儿，和彼得堡人见面时，我说在莫斯科很快就能弄到廉价油印机，一台只要三十卢布，使用起来效果很好。彼得堡人马上抓住了我谈的这个消息，悄悄地走到我跟前问道：
　　“是否能给我们弄到油印机，那怕一台也好？”
　　“当然可以，给您往彼得堡交给可靠的人，尽可能快些。”
　　“可是怎样办呢？”他问我。
　　“派一个人来，我们和他一起给您寄去一台油印机……”
　　我们约定了暗语，我把大布隆内街拐角处莫兹茹欣住宅我的寓所地址给了列宁。我说明在这个院子里怎样才能找到我。彼得堡人什么也没写就记住了。
　　果然，在三月末也许是四月初，当时我和我的一个同志语文系大学生伊·弗·勃利诺夫住在一起，来了一个身着工学院学生制服的大学生，黑面孔，眼睛很近视，戴着眼镜，腋下夹着公文包。交换了暗号，我说他得等上几天，他对此很生气。我们请他放心，让他就住在我们这里，并对他说，只是哪儿都不要出去。
　　过了两天，我把油印机的各部件送到奥尔霍夫齐韦利奇金家的住宅，在那儿把它们装进一个很大的漂亮的箱子里，为了从外表看来很轻，还装进一些颜料、石腊和别的物品。
　　韦利奇金的母亲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老太太，衣着很朴素，把它带到尼古拉车站，交给搬运工送到行李房，请他要细心一点。
　　“我给女儿寄结婚的茶具……就在这里写上“向上’、‘轻放’、‘器皿’。”
　　搬运工得到二十戈比，照老太太的要求都写上了，让老太太放心……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看着把箱子拿去过秤，并要求轻放，给了他们小费……要求在发货票上写上“玻璃制品”，以免在路上碰碎。向大家道了谢，安心地走了，我们派她的小女儿跟随观察着。在莫斯科绕了一圈，他们两人顺利地回到家。我们给工艺师买了一张三等车票，交给了他发货票，收下四十二卢布的油印机钱和全部杂项开支，从我们的住处顺利地把他领了出来，从远处观察他，直到确信他最后真的走了。不久我们从安娜·伊里尼奇娜那儿知道他顺利地到达了。油印机收到了，安装上，开始工作了。1895年就用这台油印机印了十六种传单和一本小册子。我们都非常满意。
　　当安娜·伊里尼奇娜向我转达彼得堡人的谢意时，我感到特别高兴与自豪。
　　这就是1894年1月9日夜晚出乎意料地初次与著名的彼得堡人，列宁见面的情形。
　　过了很久，在十月革命以后，大约1923年给我送来一张照片并附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这是莫斯科警察总监弗拉索夫斯基给警察司的“绝密”公文，注有第三厅办事处1894年1月20日（莫斯科）第2826号。这是公文的全文：

　　莫斯科警察总监
　　莫斯科市社会保安处
　　1894年1月20日莫斯科
　　第三办事处第2826号

致警察司

　　根据去年12月18日第7271号公函，我向警察司报告，尤里耶夫大学的学生约瑟夫·莫尔杜霍夫·达威多夫在莫斯科居住期间专同政治上危险的人交往。
　　除一般参加1月12日大学生晚会外，侦察机关获知他于本月9日在八级文官的儿子尼古拉·叶菲莫维奇·克鲁申斯基在沃兹德维任卡街扎列斯卡娅的住宅秘密举行的晚会上参加热烈讨论。出席晚会的著名民粹主义理论创始人“瓦·沃。”（瓦西里·巴甫洛维奇·沃龙佐夫医生）以自己的论据使达威多夫无言以对，因此，一个叫作乌里杨诺夫的（好像是被绞死者的弟弟）起来捍卫达威多夫的观点，他捍卫得有理有据。
　　今年1月19日被监视者去圣彼得堡，关于此事已电告谢克林斯基，让他将监视的结果报告警察司。

警察总监弗拉索夫斯基上校
暗探局局长别尔嘉也夫中校

　　约·莫·达威多夫否认自己参加过这次会议。我的记忆约·莫·达威多夫出席了这次会议，问题不在于此。而问题十分明显在于出席这次会议的人都经过特别仔细选择的，无疑其中也有暗探局的情报员，他马上就把民粹派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报告会和争论的情况报告给自己的上级。密探显然十分清楚：我们莫斯科社会民主组织的成员不认识彼得堡人的身份，而暗探局的情报员则特别了解彼得堡人并称他是乌里杨诺夫。
　　这个文件确定了列宁发言的准确日期，正是1894年1月9日，并确定了当时在扎列斯卡娅家召开晚会的确切地点。
　　从这个文件还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我们整个社会生活到处都有暗探的活动。到处都有暗探局、警察、宪兵的无形的眼睛，他们窃听、暗探、察看社会各阶层中发生反政府的一切情况。
　　尽管如此，生活还是前进了，自由创作、言论自由、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萌芽到处发芽生根，向着阳光，吸引着当时我国社会的各个广大阶层。无论专制制度的残暴、凶恶的走狗怎样竭力镇压、窒息新生活，但是他们终归不能得逞：自由的火炬燃烧得越来越旺！

1944年于莫斯科

^[1] 初次发表在《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选集》1961年莫斯科版第2卷上。

^[2] 安娜·伊里尼奇娜·乌里杨诺娃-叶利札罗娃（1864-1935）是列宁的姐姐，职业革命家，共产党著名活动家，1898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届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00-1905年在《火星报》和布尔什维克秘密报纸工作。多次被捕。1918-1921年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后来是列宁研究院研究员。列宁回忆录的作者。

^[3] 瓦·巴·沃龙佐夫（瓦·沃·）（1847-1918）是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八十至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之一。沃龙佐夫把农民公社和小商品生产理想化，断言在俄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其著作中揭露了沃龙佐夫的观点的反动性。

^[4] 识字运动委员会是资产阶级社会组织，产生在十九世纪中叶，属于彼得堡自由经济学会和莫斯科农业学会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组织，其目的是在人民中间扫除文盲。1896年该委员会被沙皇政府所解散，认为其活动具有危险性。

^[5] 马尔克·季莫费也维奇·叶利扎罗夫（1862-1919）是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任交通人民委员。是安娜·伊里尼奇娜·乌里杨诺娃-叶利札罗娃的丈夫。

^[6] 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乌里杨诺娃（1835--1916）是列宁的母亲，医生的女儿。一位颇有学问的妇女；她掌握数种语言，是一位优秀音乐家，有教师称号，逝世于彼得格勒。

^[7] 韦利奇金家小组1895年9月成立于莫斯科。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尼·米·韦利奇金、他的俩姊妹维·米·和克·米·韦利奇金娜、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巴·尼·科洛科尔尼科夫等人。据谢·伊·米茨凯维奇的证明（见他著的《两个时代之交》一书1937年莫斯科版第222页），这个“新的知识分子小组……在工人中间恢复了许多联系”。

^[8]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是自由民粹派理论家、政论家、文学评论家。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他编辑的《俄国财富》杂志上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过斗争。列宁在其《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其它著作中，对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观点给予有力的批判。

^[9] 列宁是1895年12月被捕的。